三星堆背后的古蜀文明

　　“蚕丛及鱼凫，开国何茫然！”太白诗仙的感叹和疑惑，其实直到今天依然萦绕在人们心中。

　　以三星堆为代表的古蜀文明，前后持续一千多年。地理的相对分隔带来文化的相对独立性和发展连续性，让它与同时期的中原文明一脉相承又具有自身特质；它与外国文明也有着充分的交流联系。它充满神秘主义，留下了许多传说和未解之谜。

　　三星堆的最新发掘，是否为我们解开了更多疑团？

新发现的意义

　　“作为这个领域的历史学研究者，目前我们只是在媒体上看到这次三星堆考古发掘公布的发现，还没有获取正式的考古发掘报告，所以有些结论还不能过早给出。不过，仅从从当前能看到的情况判断，最新的这次发掘的新发现并没有颠覆人们以往对古蜀文明的认识，主要是在过去认识基础上的补充和进一步佐证。”四川师范大学巴蜀文化研究中心副教授李竞恒在接受《新民周刊》记者采访时表示。

　　例如，提到“陆上丝绸之路”，人们一般都会想到从古时长安出发、沿河西走廊到新疆、达中西亚的那条西北路线；实际上在古蜀文明以来的历史时期，中国还有一条从成都出发经云南往缅甸经东南亚、再到印度、通中西亚的“西南丝绸之路”。《史记·大宛列传》记载：汉代出使西域的张骞在大夏，也就是现在阿富汗一带见到过“邛竹杖、蜀布”，其中“蜀布”就是巴蜀地区的丝绸等纺织品，由“蜀贾”从身毒国，也就是印度贩运而来。人们认为，这些特产就是通过西南丝绸之路输送出去的。

　　在1986年对三星堆的考古发掘中，研究人员在一些礼器上发现有纺织品的痕迹，据此推测当时有丝绸的存在；而本次发掘直接在出土物品上找到了丝绸纤维，这就为古蜀文明出产丝绸以及丝绸贸易的存在提供了实物证据。

　　同时，之前三星堆还发现了4700多枚海贝，经鉴定是印度洋沿岸地区所产的环纹贝；还有来自东南亚、云南等地的象牙。从域外输入的这些物品也反映了这条古老交流路线的存在，三星堆地区是南方丝绸之路上的重要节点。

　　黄金面具残片是本次发掘中引人关注热度很高的一样物品。虽然在之前三星堆有表现佩戴黄金面具的青铜人像，金沙遗址中也发现过两件黄金面具，但这次的半张黄金面具很厚重，据推测其完整体的重量应该超过500克；如果能够完整发现，这件黄金面具将成为中国发现的同时期最重的金器。同时，这次发现的黄金面具在造型风格、使用方式上与其他已发现的古蜀时期的黄金面具有明显的传承关系，这再次证实了古蜀文明独且特色的重视黄金的习俗。

　　夏商周时期早期中原文化的价值系统中，对黄金并不重视，而是看重青铜礼器、玉器、大龟壳之类；直到战国秦汉时期，黄金才作为货币显现出其重要性，如楚国之“郢爰”、秦朝之“上币”、汉代之“汉金”。李竞恒说：古蜀地区与中原地区不同的对黄金的重视，与前述南方丝绸之路带来的经济文化交流有密切的关系。

　　同时期的中东地区也是对黄金比较重视，例如古埃及有图坦卡蒙墓出土的黄金面具、迈锡尼出土的“阿伽门农的黄金面具”、保加利亚出土有“色雷斯王的黄金面具”等。古蜀文明对黄金的看重，确实有可能通过西南丝绸之路受到过外部文化的影响。

　　当然，还有另外的可能。例如，这些习俗是来自中国范围内中原以外的其他地区，例如来自北方、西北的少数民族地区，在我国的新疆伊犁昭苏波马古墓、西藏阿里札达县曲踏墓地，乃至契丹墓葬中也都发现过黄金面具。古蜀早期几代蜀王都源出于岷江上游地区，属于和黄河上游地区文化联系比较密切的古代氐羌系，存在使用黄金面具的礼仪制度，并不太奇怪。又可能是上述两种“国内因素”与西南丝绸之路带来的“国外因素”的共同作用。

　　“三星堆形成使用黄金礼器这一独特地方习俗，一点也不奇怪。当时是方国联盟，王夫之、梁启超、王国维等学者都谈过，夏商中原王朝相当于是一个‘盟主’而已，这个盟主对于联盟中各方国的礼俗、习惯都是不干预的。”李竞恒说，《礼记·曲礼下》讲“君子行礼，不求变俗”，表达的就是这样的观念。

　　本次三星堆的发掘中又发现了大量的青铜器、玉器，尤其是中原式样的玉牙璋、玉琮、玉璧等，金沙也有用于占卜的大龟壳；和之前的发掘所得一样，这再度验证了古蜀文明在有自己的特点之外，也具备与华夏一致的文化礼制系统。

神秘浪漫的古蜀文明

　　古蜀文明崇尚巫蛊文化，带有神秘主义，独具特色。但是从公元前316年古蜀国被秦国所灭开始，古蜀文明开始被中原文明同化，逐渐融合入中华文明之中，在汉朝初年消失。

　　在李竞恒看来，这样的一种流变是自然的现象，因为中原文化是经历过轴心突破的，相对于古蜀原住民文化而言更为先进，具有更强的影响力和同化能力。据《汉书·循吏传》记载，西汉景帝时蜀地的太守文翁将巴蜀精英都送到国都长安去学习，或受业博士，或学律令。当时的博士，按照钱穆考证，有儒家的，也有黄老、法家的。由于中原郡县制和律令管理制度在蜀地的确立，要在这样一种社会中跻身于上层社会，就必须掌握中原的经学或律令等知识，因此《汉书·循吏传》说当时蜀地富人甚至出不少钱让子弟去受中原式的教育。这样一来，蜀地的上层人士接受了中原文明的熏陶，为了自身的发展，不会再选择遵循古蜀文明的框架。“当时的人如果还守着古蜀文明的生活方式，可能只能去做占卜师。”

　　不过，古蜀文明里的神秘主义文化部分，在后来的道教中传承下来。东汉时期，蜀人张道陵在蜀地创立道教时，在符文中就使用了很多古巴蜀的文字符号。再如，道教中关于“羽化登仙”的观念，可能就源于古蜀文明中以人首鸟身神像为特征的鸟崇拜，古蜀早期几代蜀王族名，就是鸟类。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孙华认为：这种三神组合以后也在蜀地继承和发扬，都江堰在秦汉时期的“三神石人”、早期道教的天地水“三官”等以及后来流行的一主二从的佛像、道教造像的像设布置，可能也有古蜀文明宗教礼仪传统的影子。

　　“要观察一个文明的思想核心，应该看它的宇宙观是怎样的。”李竞恒向《新民周刊》记者表示。《山海经·海外东经》记载：“汤谷上有扶桑，十日所浴”；《淮南子·地形》说：“若木在建木西，末有十日，其华照下地”。在上述中原文献表达的观念中，宇宙中的神树是扶桑、建木，是十只太阳神鸟栖息和轮番工作的地方。三星堆出土的青铜神树上的九只鸟，其实表现的就是太阳神鸟；之所“少一只”，是暗示还有一只正是天上的太阳。他认为：这种观念和表达与中原文明相同，证明了古蜀文明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分支。

　　《山海经》《淮南子》成书时期为战国秦汉，所以有的学者认为，古蜀文明的考古发现将人们认识的这种宇宙观念产生的时间提早了一千多年。

　　孙华撰文指出：古蜀文明对中国城市规划思想做出了贡献。古蜀国已经发现的都城遗址，无论是三星堆遗址、金沙村遗址和古蜀成都遗址，其规划都是将城市选址在一条东西向江河的南、北两岸，从而将都城划分为南、北两个城区。都城的北部是世俗功能区，都城的南部是宗教祭祀区，宫殿区则位于城市西北部的地势最高处。这种法像天地、人神分区的都城规划思想，在秦灭古蜀后被秦国所接受。直到隋唐时期，东都洛阳号称“神都”，其规划不同于西京长安，还体现了源自古蜀的规划思想。

　　古蜀文明还在技艺上做出创新。“尽管三星堆文化以来的青铜和玉石技术都非独立发明，但古蜀的人们却创造性地制作了具有很高艺术水准的青铜神像、人像、动物和植物群像，并将玉器工业发展到了一个‘狂野’的极致。”孙华表示。秦汉在四川设立制作特种工艺品的工场，“蜀郡工官”和“广汉工官”的高级产品被中央调集并分配到遥远王国和州郡，与古蜀文明打下的这些基础密切相关。

更多未知待探索

　　三星堆遗址中尚未发现文字，这是研究者们一直以来的遗憾。文字不仅是文明的铁证，更是当下我们打开当时古蜀文明诸多奥秘之门的一把绝佳的钥匙。

　　李竞恒表示：三星堆遗址1期、2期发现的一些陶片上有一些刻画符号，可能处于孕育文字产生的一些早期准备阶段。有些学者认为三星堆3期有原始文字。 例如，日本学者林巳奈夫就将三星堆金杖上“以箭射穿鱼”的图形视为“鱼凫”的古代发音记录，并认为金杖上的人头是太阳神。四川大学的考古学家林向，则将三星堆金杖上的鱼、鸟、人的形象读为“鱼凫王”三字。不过，这些目前还是一些学术猜想，并没有充分的证据。

　　古蜀文明真的没有文字吗？我国中原地区的不少古代文人确实是这么认为的，也长久影响了世人对此的认识。例如汉代文人扬雄在《蜀记》中说：“蜀之先代人，椎结左语，不晓文字”。

　　李竞恒表示：实际上古蜀是存在文字的，只是它的出现和使用时期要晚于三星堆文化，已经相当于中原的春秋战国时期。对这种巴蜀文字，古文字学家徐中舒表示“巴蜀文字与汉字在构成条例上具有一定共同基础”；历史学家李学勤认为“我国先秦古文字中，除汉字外唯一可以确定的，只有巴蜀文字。”

　　文字的出现和演化有一个漫长的积累准备过程，巴蜀文字肯定不是突然凭空出现的。研究者认为，它的源头，肯定可以追溯到三星堆时期。

　　这些巴蜀文字，也称为“巴蜀图语”，分为两个系统。一个系统是抽象的纯符号比较多；另一个系统有很多图形，比如手心纹、老虎纹之类，可以确定是成熟的文字。在有的巴蜀图语里，人们还能看到偶尔出现混用的汉字，例如“王”“田”等。

　　“比较遗憾的是，我们现在对这些巴蜀文字还没有公认的释读和破译成果，零散的释读都还只是各个学者的个人观点”。李竞恒告诉《新民周刊》记者，目前研究者只发现了巴蜀图语的一些排列组合的规律，例如代表“尊”、“钟”的巴蜀组合符号，在茂县牟托一号古墓就发现了青铜尊和青铜钟的实物组合，酒尊是礼器，铜钟是乐器，这两者的组合是在表达“礼乐”。

　　要识读巴蜀文字，可能需要等待三星堆考古有类似“罗塞塔石碑”的发现。那块石碑制作于公元前196年，同时用古希腊文字、古埃及文字和当时的通俗体文字刻了同样的内容，就是古埃及国王托勒密五世登基的诏书。当时欧洲学者能够识读古希腊文字，进而可以对照着分析古埃及文字，让这种已经失传千余年的象形文字重新被人们认识。同时用巴蜀文字和汉字记录同样内容的三星堆物品，是否会存在，这也是一大悬念。

　　在李竞恒看来，除了对文字的探寻，三星堆文化时期的社会组织结构是怎样的，当时的意识形态、宗教是如何发展的，都是古蜀文明领域可以进一步研究的主题。例如，三星堆时期古蜀人的社会中心层级与周边聚落是怎样的关系？再如，宗教是当时节省社会控制成本的有效手段，三星堆人信奉的是何种宗教，它有哪些特点？此外，三星堆文化与中原地区、与长江流域其他地区、与西南地区的经济文化交流情况，也还有大量未知细节等待揭开。

　　三星堆遗址目前已发掘的只是很少一部分，大量区域还有待进一步的考古发掘。祭祀坑的发掘，为什么看上去速度并不快？李竞恒表示：随着科技的进步，当今的考古研究越来越精细，发掘出来的多种物品都可以从多种角度去探索。例如现在对土壤的浮选可以找到当时的植物孢子，以此为依据，就能了解古气候、古环境、古生物。 “这是‘慢工出细活’。相信随着进一步的发掘，三星堆还会帮我们解开更多关于古蜀文明的奥秘。”（记者 王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