划时代的仰韶发现

　　这里是柱洞，那里是门道，目测大约200平方米——堪称大宅！这可不是普通的看房团在行动。10月20日，参加仰韶文化发现暨中国现代考古学诞生100周年纪念大会的近200名专家、学者，来到了河南省灵宝市，在北阳平遗址走入最新考古成果现场，看到的房基，尽管是半地穴式，可与近世以来中国传统建筑的营造之法，确实相通。譬如基址上的部分黑色碳化物，似乎就是原始的榫卯结构技术，看得出后世建筑与之一脉相承。

　　在灵宝城烟遗址发现了最早的带回廊的建筑、最早的墙壕并存防御体系；在灵宝北阳平遗址发现半地穴式、坐东北朝西南的建筑；南阳黄山遗址看上去像是一个玉器的生产基地……10月份以来，河南考古“上新”的速度令人颇有些目不暇接之感。

　　回想100年前，1921年4月的一天，瑞典人安特生（Johan Gunnar Andersson）从渑池县城步行前往仰韶村，在村南大约1公里的地方，他发现被流水冲刷出地面的陶片和石器的剖面。接着，安特生又发现了更多夹杂着灰烬和遗物的地层，其中就有引人注目的彩陶片。尽管此前，包括安特生在内，已有不少人在中国发现各种“宝藏”。譬如他的同胞、前辈斯文·赫定在1900年就发现了楼兰古城遗址；安特生本人，也曾在1918年就在北京周口店一个叫鸡骨山的地方发现动物骨骼化石，为之后找到“北京人”揭开序幕。可这些，顶多只能算是中国现代考古的前传。

中国的考古队考古中国

　　1901年，36岁的斯文·赫定（Sven Hedin）发现楼兰的时候，27岁的安特生正经历着一个令人沮丧的探险之旅。当时，他以瑞典南极考察团团长的身份，带领团队到达了南极大陆。但令人遗憾的是，考察团所带物资不足以抵抗南极的严寒。安特生只得草草收场，回到瑞典。

　　1902年，安特生在乌普萨拉大学获得博士学位，之后拿到该校教职，还兼任瑞典地质调查所所长。中国辛亥革命以后，民国初年，安特生接到了来自遥远东方的邀请。当时的北洋政府农商部地质研究所所长丁文江提议，邀请安特生担任农商部矿政司顾问。接到聘书的安特生，作出了人生的重大决定——奔赴中国。安特生的路线是——由欧洲到印度，从印度经过千里辗转，从新疆进入中国。

　　1914年4月，一个阳光明媚的早晨，安特生乘坐一叶小舟，在河水暗蓝的塔里木河里缓缓而行。他的手中是一本德国历史学家郝尔曼(A. Herrmann)的著作《中国与叙利亚之间的古代丝绸之路》。这本书，在当时的欧洲一时轰动。自德国地理学家、地质学家李希霍芬（Ferdinand Richthofen）于19世纪中后期写下《中国——亲身旅行和据此所作的研究成果》，首创“丝绸之路”概念以后，中国成为欧美许多与考古、人类学以及地质学相关的人所热衷之地。然而，无论在李希霍芬之前还是之后，这些来到中国的“探索者”在发掘中国古代文化之际，也在对之进行着空前破坏——敦煌、龙门、云冈的石窟壁画、古代石雕像，洛阳的古墓无不经历劫难。

　　民国初立，生于1887年的江苏泰兴学子丁文江，已经负笈日本后又留学英国归来。获得格拉斯哥大学动物学和地质学双学士学位的他，先是在上海南洋中学教了一年书，然后就北上京城，担任北洋政府农商部矿政司地质科科长，继而与章鸿钊等创办农商部地质研究所。身为“海归”，丁文江得到两点他自己的认识——其一，中国要富强，必须要振兴工业，要振兴工业，必须要寻找更多矿藏；其二，遍览欧美，当时的瑞典算是一个没有帝国野心的国家。由此，丁文江建议农商部聘请安特生为顾问。

　　可到了1914年5月，当安特生从新疆辗转抵达北京的时候，丁文江却已经跑到云南去做田野调查了。一开始没见着丁文江的安特生，倒也干劲十足——当年，他就发现了一处铁矿。1916年获得续聘后，又于1917年在河南西部地区发现了一些古生物标本。1918年，安特生不仅在河北宣化又找到一处铁矿，还在北京房山周口店发现了一些禽类化石。到了1921年早春，安特生甚至与亦来到中国的时年27岁的奥地利古生物学者奥托·师丹斯基(Otto Zdansky)一起，在周口店有了新的发现。“我有一种预感，我们祖先的遗骸就躺在这里。”安特生当时对师丹斯基说，“如果有必要的话，你就把这个洞穴一直挖空为止。”可紧接着，安特生却离开周口店，南下河南。

　　那里，是安特生自1918年就曾涉足之地——河南新安县传教士马丽亚·佩特松曾经带安特生到渑池县北部，他们在那里发现了一些化石。安特生返回北京之际，留下了助手、农商部地质调查所采集员刘长山在河南继续探寻。1920年冬，刘长山给安特生看他带回的600余件陶片和石斧、石刀，并告诉安特生，这些东西，都是从仰韶村买来的。此时的安特生不仅在研究周口店的动物化石，也发表了一篇《有关中国的新石器时代的石斧》的短文。他亦注意到日本人在中国东北发掘出石斧。因此，对刘长山带回北京的石斧特别感兴趣。这也成了他暂别周口店，南下河南的原因。

　　当他在刘长山带领下，来到渑池，在仰韶村捡起彩陶片的时候，实际上捡起的是一个全新的时代。因为安特生是作为当时中国政府农商部矿政司顾问在工作，同时他带领的这支考古队一行五人，除他以外，都是中国人。更重要的是，这是一支代表当时的中国政府进行工作的考古队，因此，他们的工作方式必然与那些进行破坏性挖掘的西方人迥异。

　　中国现代考古学，由此起步。

证明中华文明如何起步

　　据安特生于1934年出版的书《黄土的女儿》（英文版）回忆，1921年4月18日，由刘长山带领，他们一行五人，来到渑池。

　　当时的渑池县知事胡毓藩到车站迎接。站在胡毓藩身旁的，是渑池县城西关基督教福音堂的牧师史天泽。这也是一位瑞典人，1905年就来到中国。胡毓藩请史天泽担任翻译，并让安特生一行下榻在福音堂。

　　胡毓藩指定渑池县三科录事王茂斋陪同，外加警察护送，安特生一行于4月21日来到仰韶村。他应该就是在这天在村南捡到陶片和石器的。一行人在村中大户王兆祺家住下，然后开始了为期八天的考察。这八天里，安特生每天忙于观测、照相、搜集器物，在村南的冲沟断面上发现灰层、灰坑和陶片的堆积，在堆积的下层还发现了精制的彩陶片和石器共存。又经过一天的观察发现一件石锛和一些彩绘陶片。安特生将收集的大量石器、陶器和部分骨器、蚌器装为4个木箱，用火车托运回地质调查所。《新民周刊》记者从仰韶文化博物馆负责人侯建星处了解到，当年这八天的考察，让安特生对仰韶村的情况有了较为直接的了解。之后，这一行人显得小心翼翼，并没有立即开掘，而是根据调查结果，进行科学论证。

　　回到北京后，安特生起草了一份发掘报告，送交农商部总长张国淦和地质调查所所长丁文江。张国淦批复同意安特生报告，并安排丁文江具体操办。“经中国政府有关部门批准，又取得河南省政府的同意和渑池县政府的支持，1921年10月23日，安特生再次来到仰韶村，仍住进王兆祺家，准备对仰韶村进行正式发掘。参与这次发掘的还有地质调查所的袁复礼、陈德广，外籍专家步达生、师丹斯基等。”侯建星表示，“1921年10月27日，仰韶村遗址的发掘正式开始，全部发掘工作至12月1日结束，历时36天，先后共开掘17处挖掘点，陆续出土大量陶器、石器和少量骨器、蚌器等遗物。发掘结束后，他们还在村民王德全家的地堰上立了一个小木牌，上书‘仰韶文化区’五个大字。”

　　毫无疑问，1921年的这个发现，是惊世的。在仰韶文化被科学发现之前，中国知识界有一种说法——在中国这片土地上，从未有过新石器时代，亦即中华文化是彻底自西方而来。在经历了1840年被坚船利炮摧开国门，之后又经历种种屈辱的中国，“中华文化西来论”开始流行。而尽管在安特生挖掘出仰韶村遗址的许多遗物后，仍在假设“中华文化西来”，可起码仰韶文化证明了在夏商周之前，中国存在新石器时代。

　　安特生之所以假设中华文化西来，是因为他觉得仰韶文化和当时的俄国中亚地区出土的安诺遗址有相通之处。1923年，安特生在《中华之远古文化》一文中，对此做过比较。安诺遗址位于如今土库曼斯坦的阿什哈巴德地区，1903年，美国人庞佩利在古稀之年，获得沙俄政府准许，前往中亚，发掘出这一新石器时代和青铜时代早期并存的遗址。由此证明中亚是人类农耕文化的起源地之一。安特生一开始的研究路径，先看到安诺遗址，后看到仰韶文化，由此先入为主地认为仰韶文化可能在安诺文明之后出现。

　　可科学本就是个证实或者证伪的过程。当安特生和中国同事们找对、找准了研究方法，将中国考古学带入现代之后，他们，和依循他们路径者自然而然找到了更正确的答案。1923年春，安特生在西宁以东的十里堡村，发现了露出彩陶片的文化层，他由此判断仰韶文化的边界达到青藏高原边缘。当年八九月间，在回西宁的路上，他先后发现了罗汉堂遗址和朱家寨遗址。安特生对后者进行了发掘，又在其北约7公里处发现了卡约文化遗址；1924年4月，他在兰州洮河先后发现了灰嘴遗址、辛店遗址、齐家文化遗址、马家窑遗址、寺洼文化遗存等，后又在甘肃民勤发现了沙井文化遗存。这些发掘，令他感觉仰韶文化可能来自新疆。

　　“1926年，考古学家李济主持发掘了山西省运城市夏县西阴村遗址，这是中国考古学家第一次独立主持的考古发掘工作，次年李济撰写的《西阴村史前遗存》出版，这是中国考古学家发表的第一本考古报告，具有里程碑意义。” 侯建星称，“从同为仰韶文化的西阴村，考古学家们了解到的中国母系氏族制度从繁荣到衰落时期的社会结构和文化成就。仰韶时期的先民用磨制石器代替了打制石器，并且发明了烧制陶器作为生活用具。男女生产分工明确，男性狩猎、女性采集，他们在长期采集野生植物的过程中，逐步发现了植物的生长规律和特征，经过漫长岁月，他们把一种类似狗尾草的野生植物试植成了粟。”从中不难看出，西阴村亦是农耕文化的发祥地之一。这里，证明了中华文明如何起步。

　　值得注意的是——到了1932年，安特生本人都开始改变自己的观点。因为他发现，中国出土的彩陶，质量明显高过中亚同时期品种。1943年，安特生表示，仰韶文化的彩陶与中亚地区没有关联。

三次发掘有新的认识

　　在经历了安特生带队系统发掘以后，直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才开始对仰韶文化进行第二次系统发掘。1951年，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南省调查团夏鼐、安志敏等4名专家学者到渑池县。当年7月，夏鼐团队发掘到了当年安特生所发掘的旧探沟，据此发现9座墓葬。出土仰韶红底黑彩和深红彩的罐、碗，小口尖底红陶瓶，灰褐夹沙陶鼎等。与此同时，夏鼐团队还在遗址内发现了一些磨光黑陶、压印方格纹灰陶、篮纹陶遗物——这些东西有着龙山文化的样式特征。当时，一些研究者据此认为——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是一种文化。所谓龙山文化，是1928年考古学家吴金鼎在山东省历城县龙山镇发现城子崖遗址后所命名，其显著特征是磨光黑陶。

　　1980年开始，仰韶文化的第三次系统发掘启动。在仰韶村发现的磨光黑陶，在这次发掘中，被证实系地层冲刷所致。仰韶文化是陶文化，而龙山文化是文明更进一步之后陶文化与铜文化有所传承的一种文化。相比之下，仰韶文化年代更久远。

　　目前，仰韶文化的发掘，已经找到五个文化类型：陕西临潼零口二期遗存、半坡类型、史家类型、庙底沟类型及西王村类型。划分区域的话，又分为甘青区、豫中区、豫北冀中南区、豫西南鄂西北区等等。

　　2005年夏天，在中国地质博物馆的库房中，人们发现安特生从瑞典分七次运回中国的仰韶文化遗物。这显示的是丁文江当年没有看错人——安特生不是一个文物掠夺者。1960年逝世于斯德哥尔摩的这位瑞典学者，确实值得中国人敬仰，因为他与中国现代考古学的建立，颇有渊源。

　　至于中国人对仰韶文化的进一步开掘，亦在进行。北阳平遗址所发现的建筑痕迹，让当代的人们对仰韶文化又有了新的认识……（主笔 姜浩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