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色情怀：探索“南海I号”

　　800多年前的南宋初期，一艘满载货物的中国商船从一座大港启航，向外国目的地乘风而去。这本是一次在那个时代常见的海外贸易之旅，然而商船出发不久，就在今天广东省台山市上下川海域沉没。整船的物品连同那段时空记忆一起，被封印在海底，直到1987年的一次偶然机会，它被人发现。随后，中国水下考古人以非凡的创造力，克服重重困难，将它完整地打捞出水，揭开它的秘密。

　　古船本身的文物价值，已经足以让人惊叹；更为关键的是，探索它的过程，直接推动了中国水下考古事业的成长，并为世界水下考古做出重大贡献。

　　这艘古船，就是举世闻名的“南海I号”。

“水晶宫”里的宝藏

　　广东省阳江市海陵岛，被誉为“中国十大最美海岛”之一，椰风海影之外，岛上的另一亮点是位于十里银滩西端的广东海上丝绸之路博物馆。五个椭圆体组合成的展馆外形既像层叠的海浪，也像振翅的海鸥；比外观更为独特的是在最大的那个椭圆体中，安放着“南海I号”古船。人们给博物馆的这一部分起了一个好听的名字：“水晶宫”。

　　2021年10月，《新民周刊》记者来到这里时，“水晶宫”内部已恢复宁静。然而，在2009年至2019年的十年间，考古工作者就在这里对古船进行现场发掘。在特定的时间，入馆参观的观众们可以隔着玻璃把考古队员的一举一动近距离收入眼底。人们甚至可以走到“水晶宫”的穹顶上，俯视古船的全貌。

　　在这段时间，“南海I号”共发掘出18万余件文物，包括金、银、铜、铁、锡、陶瓷、漆器、玻璃器等，这远远超出了最初人们做出的6万至8万件的估计。海量文物带来丰富线索，通过各种信息汇聚，这条船的精确年代得以确定：它大致在南宋淳熙十年即公元1183年或之后沉没。

　　在“长江口二号”被发现之前的二十多年里，“南海I号”一直是中国水下考古发现的体量最大、保存最完整、装载文物最多的古船。它对研究中国乃至整个东亚、东南亚的古代造船史、陶瓷史、航运史、贸易史等有着重要意义。

　　古船中占比很大的载货是瓷器。这些瓷器来自景德镇、龙泉、德化、磁灶等多个不同的窑址，不仅有中国式样的器具，也有呈现明显的阿拉伯、欧洲风格的物品。这证明了当时中国的一些瓷窑就已如今天的义乌一般，开始接到外国客户的订单，按对方的要求制造产品。

　　引人注目的还有船上的黄金物品。一条长达1.7米的黄金腰带，造型充满异域风情；同时发现的还有口径大过饭碗、比大拇指还粗的黄金手镯；三枚造型分别是中国、阿拉伯、欧洲风格的金戒指也在一起被发掘出来。人们据此推测，这些贵重的饰品可能是船上的一名身材魁梧的富商所有，他或许是这批船货的主人，或许兼任这艘船的“纲首”即船长。不同地域风格的黄金戒指也许是他的收藏品，同时戴在手上以显示自己有丰富的多国游览经历。船上还发现了眼镜蛇的骸骨，它们很可能是船上阿拉伯人士的宠物。

　　“南海I号”一个舱的淤土在检测后发现了丝绸蛋白，这意味着这艘船也运载丝绸，但量可能不大。考古发现船上有大量装酒的罐子，还有咸鸭蛋、羊头、坚果、杨梅和稻谷，看来当年船上人的伙食十分丰富。

　　端详和思考这些文物时，一幅南宋时期海上丝绸之路贸易的生动画卷仿佛在人们的眼前缓缓展开。

　　“南海I号”在“水晶宫”发掘的十年间，魏峻先后担任广东省文物局副局长与广东省博物馆馆长，是这项考古工作的主要负责人之一。如今，他的身份是复旦大学文物与博物馆学系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他告诉《新民周刊》记者：“南海I号”的发掘，给人们带来了对那个时代不少有趣的、全新的认知。

　　例如，古船中发现了大量的铜钱，数量在一万枚以上。令人好奇的是，这些铜钱的式样不仅是南宋时期的，还包括之前各个朝代，最远有汉代的五铢钱。如果这些都是船上人的收藏品，那数量未免太多了一点。对此，魏峻推测，这些宋代之前朝代式样的铜钱可能都是当时的人伪造的。“因为铜作为战略物资，在当时是不能轻易大量出口的，所以把铜铸造成前朝古币的样子，可能是一种逃脱监管、将这些材料偷运出去的方法。”

　　再如，以今人的常规思维推测，在堆码船货时，更重更牢固的铁器会放在靠下的船舱，更轻更脆弱的瓷器则放在靠上的船舱。然而，“南海I号”的发掘却显示这批船货的实际堆码方式与前述恰恰相反。

中国水下考古的开篇

　　谁能想到，如今备受瞩目的“南海I号”，最初为人所知是由于35年前的一次阴差阳错。

　　1987年8月，英国的海上探险和救捞公司与当时的中国交通部广州救捞局合作，在南海的上下川岛海域寻找当年东印度公司的沉船“莱茵堡号”。他们没有找到原有的目标，却意外地在27米深的海底发现了另一条古代沉船，并打捞出黄金饰品、瓷器等文物。专家初步判定这艘沉船的年代为宋元之间，有巨大的考古价值，后来将其命名为“南海I号”。然而，“南海I号”的打捞，却要等到整整20年之后——1987年时，中国的水下考古刚刚起步，还没有足够的能力应对如此高难度的挑战。

　　在过去的相当长的时间里，中国人对水下文化遗产并没有太多的概念，直到1986年在荷兰阿姆斯特丹的一次拍卖。拍品是8万件中国清代的青花瓷，来自1985年英国人在中国南海打捞出的一艘商船。几经交涉，中国政府依然无法阻止这次拍卖，为了解和研究这些瓷器的价值，国家文物局派专家冯先铭和耿宝昌带着3万美元参加拍卖，规定“资金使用限度不超过瓷器价值的三倍”。不料最终两人空手而归，因为拍卖会上瓷器的最后成交价竟然高出了起拍价十倍。这次经历让耿宝昌刻骨铭心，回国后他向国家文物局递交了一份书面报告，建议中国考古应向水下考古领域拓展。

　　拍卖会这年冬天，时任中国历史博物馆（即今天的国家博物馆前身）馆长的俞伟超找到考古队员张威，谈起了水下考古，而那时的张威还根本不知道水下考古是什么。

　　1987年5月，张威和同事杨林收到了一份前往荷兰参与水下考古项目的邀请。出乎对方意料的是，这两位中国人连最基本的潜水都不会。于是，他俩在当地从零开始学习，后来成为中国最早的一批水下考古队员。7月，他们结束了在荷兰的培训；一个月之后，“南海I号”被发现。

　　1989年，国家文物局首个水下考古项目立项，目标正是“南海I号”。之所以如此选择，是因为1987年发现古沉船的地理坐标已记录在案；而当年打捞上来的那些文物揭开了“面纱一角”，足以让人心驰神往。

　　这年冬天，中国历史博物馆与日本水中考古学研究所合作，正式开始对“南海I号”进行考古调查，这是中国水下考古的起点。这次调查中，张威成为第一位触摸到“南海I号”的中国水下考古工作者。

　　由于海况和资金等原因，对“南海I号”的考古延迟下来。1999年，香港商人陈来发创建名为“中国水下考古与探索协会（香港）”的组织，发起募捐，为“南海I号”水下考古捐助港币120万元。

　　得到这笔捐助后，2001年4月，中国历史博物馆水下考古研究中心联合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单位的水下考古专业队员共12人，再次探寻“南海I号”。这次调查中，考古队对沉船进行了精确的定位。

　　2002年3月至5月间，考古队再度下水，对海底沉船进行细挖掘、细打捞，打捞出文物4000多件。这次调查的另一重大发现，是考古队员在平时几乎没有能见度的水下偶遇清流，第一次拍下了“南海I号”的完整影像：古船甲板以下的部分基本保存完整，这令人激动不已。

攻破大量“不可能”

　　1987年，中英联合打捞队曾触摸到南海I号的桅杆；而在2001年大规模探查时，这部分遗迹已经消失。采取怎样的方式，才能既保护这条价值无法估量的古船，又顺利地对其进行考古研究？这成为摆在中国水下考古人面前的现实问题。

　　对于水下沉船，国际上当时已有的考古方式包括原址保护或原地发掘。“南海I号”受到海洋生产、非法盗捞等不利因素的影响，采用原址保护的方式并不适宜。原地发掘的方式通常是首先打捞船货，而后于水下将船体解体，运出水面后再拼装复原。然而“南海I号”所在海底位置的能见度几乎为零、海况复杂，海域又常有台风侵袭，原地发掘也无法科学实施。

　　由此，中国水下考古人提出了一个大胆的设想：将“南海I号”和包裹在它周围、保护了它800多年的淤泥一起整体打捞出水。这是世界上从未有人尝试过的创举。

　　2003年年初，时任交通部广州打捞局副总工程师的吴建成第一次听到这样的方案时，他觉得这无异于天方夜谭，甚至有些可笑。“打个比方，就像用一张湿报纸包住一大堆鸡蛋，要让这些东西全都不被破坏，把鸡蛋捞起来。”尽管难度超出想象，但他最终决定向其发起挑战。

　　他想到了借鉴桥梁修建中常用的桥墩铸造方式——围堰。围堰是在水中用钢板围出一块区域，抽出里面的水，就可以进一步修建桥墩。与普通围堰不同的是，打捞“南海I号”还需要一个箱底。吴建成把他设想的打捞装置叫作沉箱，计划先用沉箱罩住沉船，再用“海底穿针”的方式，在沉箱底部穿入36根钢梁，搭出箱底。

　　经过论证、定案、建造，2007年4月，重达530吨的沉箱终于乘船出发，开始执行它打捞“南海I号”的使命。打捞遇到的第一个难题是，由于淤泥的阻挡，沉箱并未按设想顺利沉降到海底。打捞队持续往沉箱上加压水泥块让它下降，直至施加的重量已有4000吨，接近沉箱承受的极限，它仍未到位。专家们决定小心地开挖沉船周围的淤泥，如此一来，沉箱终于下降到预定位置。

　　接下来该“海底穿针”了，然而第一根钢梁就穿不到位。打捞专家们苦苦研究思索，发现依然是淤泥在作梗。于是，钢梁的前端被改尖，人们在钢梁中安装了小型水泵来冲开淤泥，终于让“穿针”方案得以实现。

　　2007年12月22日，4000吨海上起吊能力的“华天龙号”将“南海I号”起吊出水。在开始打捞8个多月后、在被发现20年后，沉睡800多年的古船终于离开了大海。

　　装载着古船的沉箱被运至海陵岛的码头后，由于没有4000吨级的陆上起重机，沉箱被放在几根巨大的气囊上缓缓向前移动，最终进入广东海上丝绸之路博物馆的“水晶宫”内。

　　“南海I号”的整体打捞和迁移式保护，就此圆满成功。这项工程是中国海洋打捞和水下考古技术结合的一次重大创新性实践，立下了世界水下考古领域的一块里程碑。也就是在这一年，国家水下文化遗产保护中心成立，中国水下考古以及出水文物保护工作有了统一的管理机构。

　　“南海I号”打捞出水后，考古学家提出了融合田野考古与水下考古技术的“饱水发掘”新思路，也就是让古船继续在沉箱内浸泡在海水中。考古工作以沉箱为依托，采用探方和船体隔舱相结合的方式，按照“先船外后船内、自上而下逐步清理”的程序循序渐进。

　　之后的实践证明，“整体打捞”和“饱水发掘”将沉船考古变成可长期进行的精细“实验室”发掘，最大限度地保存了文物历史信息和空间关系的完整性、原真性。

　　魏峻告诉《新民周刊》记者：配合“南海I号”考古发掘建成的智能测绘平台，通过三维激光扫描、近景摄影测量等手段全程进行二维、三维数据采集，为最大限度地提取考古信息探索出一条新技术途径，开创了多学科、跨学科联合开展沉船保护的新模式。

　　同时，“南海I号”考古采用的“边发掘、边保护、边展示”策略，也是公共考古和博物馆服务的新尝试。在“水晶宫”里，我们如此真切地感受到自古以来人类对海洋的不懈探索、那份亘古持续的蓝色情怀。（记者 王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