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海捞珍，“长江口二号”船承文明
2022年3月2日，世界上迄今为止规模最大的一次古沉船整体打捞与保护工程——“长江口二号”古船考古与文物保护项目在沪启动。
古沉船，上海，打捞。这组并列的关键词，无疑表露出该项目堪称最正宗、最语带双关的“大海捞珍”了：“海”指水下，亦指上海；“珍”指船货，亦指船只担负的人文内核。
继35年前气度雍容的南宋古船“南海I号”重现世间后，“长江口二号”是中国水下考古的又一座里程碑。此船系迄今为止中国水下考古发现的体量最大、保存最完整、预计船载文物数量巨大的木质沉船，遗址位于崇明区横沙岛东北部横沙浅滩水下，疑为清同治年间（1862—1875）的贸易商船，载景德镇窑瓷器等精美文物，船体及周围还出土了紫砂器、越南产水烟罐等大量文物。
而“长江口二号”破浪见日的过程，将采用“史上最硬核的第五代打捞工艺”，标志着中国水下考古迈入世界一流水平。另，按照计划，古船有望在2022年年底之前完成打捞与迁移任务。目前，杨浦滨江上海船厂旧址被选中，“长江口二号”古船博物馆，准备在当地筹建。
由此，“长江口二号”古船考古与文物保护项目，已经成了世界首个古船水下打捞、整体迁移、考古保护与博物馆规划建设同步实施的项目，拥有一串“中国之最”乃至“世界之最”的闪亮头衔。
当然，最最闪亮的，是寻幽探秘的好奇与冒险，是智慧与努力倾情碰撞的火花。没有充满求知欲的双眸、天才的灵光、死磕到底的精神，就没有船承文明的感动。
船现
上海的长江口，处于长江黄金水道的入海口和中国南北海岸线的中心点。古往今来，在这繁忙的航线、复杂的水域，藏着不计其数的水下遗珍和未解之谜。
根据国家文物局的总体部署，上海市文物局2011年起启动水下文化遗产的普查工作，通过陆地调查走访、查阅文献资料等方式，收集到长江口水域150余条水下文物线索。然而，在这片能见度几乎为零的江海交汇水域，惊鸿一瞥谈何容易。长期以来，浑水环境是中国水下考古发展的瓶颈，上海长江口水域尤显突出。为此，上海市文物局组织上海市文物保护研究中心、上海大学、国家水下文化遗产保护宁波基地等机构的考古工作者，与科技工作者开展跨界合作、联合攻关，自主研发了获得国家专利的“浑水水域水下成像装置”，开发了获得上海市科学技术奖二等奖的“机器人水下考古装备关键技术与应用”，并运用无人艇、多波束、侧扫声呐、浅地层剖面仪和磁力仪等海洋物探扫测设备，对长江口水域开展水下联合调查。
2015年，上海市文物局组织上海市文物保护研究中心在长江口崇明横沙水域开展重点水下考古调查时，通过声呐扫测等技术发现了一艘保存较为完整的铁质沉船，考古编号为“长江口一号”。经过水下考古潜水探摸，确认该沉船为民国时期的铁质军舰。随后，考古人员扩大扫测和探摸范围，又在该沉船北部发现另一艘体量较大、保存完整的木质古沉船，考古编号为“长江口二号”。解码“长江口二号”古船的序幕，自此拉开了。
为进一步摸清“长江口二号”古船的性质和年代，在国家文物局的指导下，从2016年开始，上海市文物局牵头组织国家文物局考古研究中心、上海市文物保护研究中心、国家水下文化遗产保护宁波基地和武汉基地、交通运输部上海打捞局、上海大学、福州市文物考古工作队等国内专业机构，每年对该沉船遗址进行水下考古探摸和多学科研究。经过6年多水下考古调查勘探，“长江口二号”古船的基本情况初步探明——
古船为木质帆船，所在水域水深8—10米，船体埋藏于5.5米深淤泥中，横向左倾约27°。古船残长约38.5米、残宽约7.8米，已探明有31个舱室。沉船上部的尖艏、揽桩、主桅杆、左右舷、上甲板等结构完整。
从眼下的勘测情况看，船型疑似明清时期水上运输广为使用的平底沙船。
通过选取前后其中4个舱室进行的小范围清理，均发现舱内有码放整齐的景德镇窑瓷器等精美文物，已经出水完整或可修复的文物种类多、数量大。
在船体及周围还出土了紫砂器、越南产水烟罐、木质水桶残件、桅杆、大型硬木船材、铁锚、棕缆绳、滑轮、金属钻头、钻杆以及黑色矿物等大量文物。
2021年7至9月，上海市文物局再次组织水下考古专业机构对“长江口二号”古船及周围进行了水下调查，清理出前几次调查未发现的元代瓷器和高60厘米的完整豆青釉青花大瓶等大型整器。部分出水瓷器底书“同治年制”款，为古船的断代提供了重要的依据。
复旦大学文物与博物馆学系研究员魏峻告诉《新民周刊》，一般根据船只遗存物里年代最晚者，判断年代的上限——这点其实极易理解。随船瓷器底书“同治年制”款，便说明古船是同治时期或之后的，绝无可能是乾隆朝，否则岂非“穿越”？而对于一些史前文明的断代，则更多依赖现代测年方法，如碳十四测年法，尽管仍存置信区间，却可计算出相对更准的绝对年代。那么，水下考古的断代，是比陆上考古的更复杂抑或更简单呢？具体如何操作？“最好就是看到‘文字’。尤其像商船这种，比如新安沉船（20世纪70年代在朝鲜半岛西南部新安海域发现的一艘中国元代沉船），其船货的货签让对应年代一目了然；还有泉州湾的宋代沉船，也是货签‘泄露天机’。而‘南海I号’上发现的最晚的铜钱为南宋孝宗时期（1174—1189）的‘淳熙元宝’，结合2018年发现的一件白釉德化窑瓷器底部‘癸卯’纪年的墨书，考古学家们因此判定：‘南海I号’的精确纪年为公元1183年或之后，即淳熙年间的这个癸卯年。……总之，若考古学家能在古沉船上发现文字，别提多高兴了！”魏峻娓娓道来。
保护
基本情况摸清了。“长江口二号”从哪里来、到哪里去？何以发生倾覆？更多的问题，随后涌现。
对此，魏峻回答，业已发现的船货里，来自景德镇的瓷器最多，但这并不意味着船只为景德镇所有，它更可能由沿江某个上海西面的港口出发，装完瓷器再向外远航。根据船上的越南产水烟罐判断，或者船上有东南亚人，或者货物的最终销售地为东南亚地区。这艘古船疑似为平底沙船，一般在运河、内陆的江河湖泊及浅海区域行驶，不可能直航东南亚，因此推测该船可能要在中国某个港口换海船。沉船事件最常见的原因，主要是天气问题，如碰上台风、暴雨；其次，在复杂的航道，暗礁是祸端；此外，操作不当、船舶相撞也会导致船只沉没。“以上推断是否准确，需要后续材料做进一步整理。我非常期待船上能有一些文字的记载，期待进一步的考古发现。”
为什么“长江口二号”在沪出水这么重要？从全国层面看，“长江口二号”古船为我国这一历史时期大型木质沉船的发现填补了重要空白；为海上丝绸之路和长江黄金水道的研究提供了重要实证；为海上丝绸之路联合申遗增添了重要砝码。从学术层面看，“长江口二号”古船保存完整，船载文物丰富，对中国乃至世界的造船史、科技史、海交史、陶瓷史、经济史等学科的研究具有重要的科学价值。从技术层面看，“长江口二号”古船的水下考古工作在零能见度的环境下取得了关键性技术突破和成果，对全球开展河口海岸复杂浑水水域的水下考古研究提供了新方法，开辟了新思路，树立了世界浑水水下考古技术的新标杆，是中国水下考古迈入世界一流水平的重要标志之一。
上海的长江口，会有新的惊喜、会有“长江口三号四号N号”吗？魏峻笑道，上海特殊的地理位置，使得船只往来如梭，所以发现沉船的概率应该是蛮高的。
鉴于“长江口二号”古船保存完整、船载文物数量大，足以支撑建成一座极具世界影响力的古船博物馆，上海市委市政府决定选址杨浦滨江上海船厂旧址，利用两个老船坞和保留的历史建筑，筹建“长江口二号”古船博物馆，考古人员将在此地逐步揭开这艘清代沉船的重重谜团。可以同步开展考古发掘、文物保护和展示教育，以及考古与非遗活态体验、国际水下文化遗产的科学研究等，古船博物馆非常“多功能性”，未来，市民朋友们漫步杨浦滨江的生活秀带，一边充分领略水下考古的神韵魅力、自豪于中国考古学特别是水下考古在国际考古学界影响力及话语权的提升，一边沉浸海上丝路的瑰丽传说，定然心旷神怡，乐而忘返。
“长江口二号”古船博物馆是水下文化遗产的保护方式之一。魏峻表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水下文化遗产保护公约》提倡原址保护，“不过首选原则并不意味是唯一原则”，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当文化遗产在水下保持稳定态，我们尽量采用原址保护。反之，比如有大量船货的沉船，面临被不法分子盗捞的风险；或容易遭到自然环境、渔业作业、海洋工程的破坏，就采用考古发掘或者迁址保护的方式。”
发现沉船后，考古人员须下水布设探方，在其间做相应的清理，提取考古资料，掌握文物信息。而之所以这次‘长江口二号’采用弧形梁非接触文物整体迁移技术打捞，是因为发现水域能见度极差，正常的考古工作无法顺利开展——试想，下水后黑漆漆一团，绘图、照相等信息采集工作如何完成？唯有先科学、安全地把沉船“打包”，搬到岸上方便人工控制的场所，方能从容开展后续工作。
与“长江口二号”、移驻“水晶宫”的“南海I号”不同，重庆白鹤梁水下博物馆属于原址保护的方式。广东“南澳I号”的船体仍在原地，做了金属框架的保护屏障，也算一种原址保护——值得一提的是，考古人员定期回访，对这道金属保护屏障采取“牺牲阳极保护法”，“保护之保护”足见用心。魏峻指出，沉船出水只是“万里长征第一步”，后期的文物保护工作，远比前期考古发掘工作耗费的时间长，路漫漫。“进度较快的话，预计‘长江口二号’的考古发掘工作大概四五年能够做完，但给木质沉船做脱盐脱水的保护处理过程，也许要维持十几年呢。”
回眸
回顾起步较晚的中国水下考古事业，一切要从上世纪80年代说起。
1985年春天，中国南海，英国打捞船盯上了一艘清乾隆时期离开广州驶向荷兰阿姆斯特丹途中失事的中国商船。1986年4月，一大批青花瓷在阿姆斯特丹克里斯蒂拍卖行拍卖，国家文物局急派陶瓷专家冯先铭、耿宝昌一探究竟，发现这批青花瓷质地、釉色、纹饰典雅华贵，款式符合曾经的年代潮流，应该是中国的外销瓷器。而这批对研究中国外销有着巨大意义的青花瓷，正来自于那艘乾隆时期沉没的中国商船。6月，新华社题为《我国陶瓷专家建议重视水下考古工作》的文章，引起中央有关领导的重视。
1987年，当时的中国历史博物馆组织成立了我国首个从事水下考古学研究的机构——水下考古学研究室。馆长俞伟超先生，则当之无愧地成为了中国水下考古事业的开创者、中国水下考古学科的奠基人。1989年10月，我国首部水下文物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水下文物保护管理条例》发布。同年，中日联合调查“南海I号”沉船、中澳联合举办“第一届水下考古专业人员培训班”。
国家文物局考古研究中心党总支书记、副主任宋建忠曾撰文，我国水下考古的第一个五年（1986—1990）过去后，第二个五年（1991—1995）初试锋芒：由第一代中国水下考古队员组成的考古队，对辽宁绥中三道岗元代沉船进行了水下考古发掘，这是我国首次全凭自己力量实现的一项正规的水下考古工作，列入“1993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第三个五年（1996—2000）枝开叶茂。主要进行了白鹤梁题刻水下考古调查（1996）、西沙群岛及海域水下考古调查（1996、1998、1999）、香港大屿山竹篙湾水下考古调查（1999）等。
进入21世纪，除“南海I号”成功打捞外，西沙华光礁一号沉船考古发掘（2007、2008）、广东“南澳I号”明代沉船发掘（2010）、中肯联合肯尼亚拉穆群岛水下考古（2010）等，探真容、觅风华，中国水下考古逐渐跻身世界前列。2012年，中央编办批复同意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加挂“国家文物局水下文化遗产保护中心”牌子；2014年，国家文物局水下文化遗产保护中心独立建制、“中国考古01”专用工作船建成交付。2015年，中国国家博物馆水下考古中心并入国家文物局水下文化遗产保护中心。一番重组强基，迎来多维拓展——包括“南海I号”全面发掘、甲午沉舰系列调查、深海考古零的突破（2018年，国家文物局水下文化遗产保护中心与中国科学院深海科学与工程研究所合作，成立深海考古联合实验室）、中沙塞林港合作考古等。
“十三五”期间，我国还举办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水下考古培训班，进行了“海上丝绸之路申遗主题研究”，创刊《水下考古》，成立中国考古学会水下考古专业委员会，等等。此外，科技部重点研发专项“水下考古探测关键技术研发”获准立项，拟联合国内多家海洋探测领域科研院所，共同解决多年来困扰水下考古调查探测的技术难题和发展瓶颈。
2021年年底，国家海洋考古博物馆经国家文物局复函同意，正式落户青岛蓝谷，据悉，这是迄今为止全国唯一的水下考古博物馆。2022年4月1日起，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水下文物保护管理条例》开始施行。
追忆个人水下考古的岁月悠悠，魏峻颇为感慨：“中国第一届水下考古专业人员培训班，才11个人；到2004年我参加第三届培训班的时候，我国有资质从事水下考古工作的人大概也就40个左右。后来国家文物局加大了培训力度。如今，全国有资质从事水下考古工作者好像是一百余人，但真正干这一行、真正在下水的，估计只占一半吧。”
他亦指出，近年来，国家对于水下考古越来越重视，不断增加投入。“2000年以后，水下考古相关机构不断壮大、人员不断增多。高校方面，厦门大学有海洋考古学研究中心，北京大学、复旦大学、山东大学也开设了水下考古的课程。总体而言，水下考古的发展势头是好的，但从培训力度上讲，仍旧赶不上需要。”
的确，由于水下考古工作的特殊性，使得人才储备问题成了水下考古领域的痛点之一。又要具备考古方面的专业知识，尚须兼顾潜水等水下作业的技能，难。刚从考古专业毕业的青年人才需要花时间把握“如鱼得水”的感觉，而年纪稍长的经验型人才又面临体力的下降，这就导致水下考古专业人员的培养周期相对长，从业周期却短。“会潜水是前提。水下考古区别于陆地上考古的特殊性还体现在，探测的手段更依赖现代化设备。下水前务必仔细检查全套装置，入水后心理素质得强，要克服本能的恐惧。此外，陆地上考古，工人会帮考古人员清走尘土垃圾，在水下你哪来的助手？淤泥什么的，全靠自己用抽泥管搞定。”魏峻幽默吐槽，很多时候能见度已经够差了，一抽泥，现场画面更是“不要太美”。“如果水深10米，一瓶压缩气瓶能让潜水员坚持作业近2个小时，不过始终抱着根抽泥管重复机械劳动，呃……。何况，淤泥不是你想清，说清就能清。淤积的状态随水流而动，所以等于一方面我在不停地抽，一方面它在不停地回淤。”
若是做海洋考古工作，有些地点甚为偏远，可不能保证“早出晚归”。碰到这种情况，考古人员就会租一条渔船，天天水上晃。同时，他们还需要注意季风——“我们一般选在换风季出动，此时大海最平静。4到6月、9到11月，上半年、下半年各工作几个月的时间，抓紧画图、照相，各种记录。台风一刮，立刻停工。等明年再来，哎呀，前一年辛辛苦苦挖的大坑已经填满了！”
神往
说枯燥，说艰苦，说寂寞，考古需要耐心。当尘垢净、文物出、谜题解的刹那，考古人员会觉得，一切付出，都是值得的。
恰在“长江口二号”惊动中国的这个3月，另一艘沉船惊动了世界：“坚忍号”（HMS Endurance）残骸被发现！南极半岛威德尔海水下3008米，船体保存完好，船身上的字样仍清晰可见。
在国际考古学界地位犹如“泰坦尼克号”一般的“坚忍号”，因为“伟大的失败”而被世人铭记。1915年秋，一个南极探险队遭遇海难，不得不忍痛割船；随后展开长达20个月、顽强而血腥的求生之路，全部成员奇迹生还。1922年初，当时的队长沙克尔顿爵士（Sir Ernest Shackleton）再一次向南极进军，结果在南乔治亚岛格雷特维肯（Grytviken）捕鲸站停留期间被心脏病夺去了生命。其遗体下葬后（1922年3月5日）整整一百年，人们找到了“坚忍号”。
南极探险史上的英雄年代，在沙克尔顿死后宣告结束。丘吉尔说得没错，那次远征似乎没什么意义。遑论他们戮杀海豹、企鹅、信天翁，连雪橇犬和猫都没放过，以时下的眼光衡量，除了残酷就是野蛮。可是，他们历尽艰辛逃脱困境的品质，互相协作的刚毅精神，经如今“举头脑昏昏、低头刷手机”之鲜明反衬，让人难以不肃然起敬。
人类为什么爱历险，爱水下考古？远方未知的旅途，牵引前进的步伐；水下坠落的宿命，竟可化作另一种形态的生生不息。考古的经历，是一个将破损流逝之物还原的过程，是逆时间回溯的过程，因而也是对抗死亡、见证不朽的过程。
实际上，水下打捞、水下考古无所不在。记者犹记，幼时观《智囊全集》第六部《捷智》载“僧怀丙捞铁牛”，《阅微草堂笔记》第十六卷第十四则载“求二石兽于水中”，啧啧称赞，是个人对“水下打捞”的初印象。（P.s. 司马小光同学砸缸算不算曲线、微型水下打捞工程？）尔后，传说中魂归深海的亚特兰蒂斯、亚历山大港附近海域的古埃及失落之城、哥伦布沉船、德雷克宝藏……皆令记者心驰神往，浮想连篇。2018年的好莱坞爆款大片《海王》，亦挪用、杜撰了一个亚特兰蒂斯出来，还参考了奇幻恐怖小说大师洛夫克拉夫特（Howard Phillips Lovecraft）的作品《印斯茅斯的阴霾》（The Shadow Over Innsmouth）及《敦威治恐怖事件》（The Dunwich Horror）——“前所未闻的辉煌正在海底等待着我，而我很快就能去寻找……我们将游到海中那块若隐若现的礁石边，顺着黑色的渊水，进入无数立柱耸峙、雄奇壮丽的Y’ ha-nthlei。此后，我们将被荣光围绕，永远徜徉在那片深潜者的栖身之地里。”虽然洛夫克拉夫特的原意是营造“对抗—吸引”的战栗感，与水下考古并无相干，但这段呓语仿如幻境，是强调“水下自有致命诱惑”的点睛之笔，痴迷历史、痴迷考古的朋友们忍不住“想入非非”：文明从水里来，某些局部的碎片又返还母体长眠，偶尔窥得若干浓缩往昔残影的标本，焉能不“疯”！
连天浪静长鲸息，映日帆多宝舶来。水下考古承载着复兴中华海洋文明的梦，“长江口二号”远远不是终点。（记者 孔冰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