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震云： 把写作当做一辈子的长跑

　　刘震云

　　1958年5月出生于河南省新乡市延津县，著名作家、编剧。

　　1987年起，在《人民文学》发表《塔铺》《一地鸡毛》等小说作品，崭露锋芒。1988年，考入北京师范大学鲁迅文学院读研究生。1992年，发表小说《一地鸡毛》。1995年1月1日，根据该小说改编的同名电视剧首播。1999年，出版图书《刘震云精品文集》。多年来，刘震云笔耕不辍，陆续创作了《手机》《我叫刘跃进》《一句顶一万句》等小说，并参与编剧工作，广受关注。2011年，他创作的小说《一句顶一万句》获得茅盾文学奖。2016年，刘震云获埃及文化最高荣誉奖。2018年4月13日，他被法国文化部授予“法兰西共和国文学与艺术骑士勋章”。

　　3月4日，根据刘震云同名小说改编的话剧《我不是潘金莲》在广州大剧院成功首演。按照原计划，该剧之后要在全国巡演，但因为疫情，演出延期了。

　　话剧《我不是潘金莲》是出品方鼓楼西戏剧继《一句顶一万句》之后与刘震云的第二次合作。此前，刘震云在北京大兴看完彩排之后，很认可导演丁一滕“荒诞现实主义”的定位，还肯定编剧卓别灵的剧本：“气象非凡，才气逼人！剧本的广度、深度、向度都充满了极大的想象力。”

饥饿的故乡和姥姥

　　刘震云在他的最新小说《一日三秋》里，再一次回到故乡河南延津。此前，他获得茅盾文学奖的长篇小说《一句顶一万句》，还有更早的《故乡天下黄花》、《故乡相处流传》、《故乡面和花朵》，这几部长篇小说和《温故一九四二》，写的都是故乡延津。

上图：刘震云的家乡，河南延津塔铺，小朋友身后的残塔是地名的由来。

　　央视播出的电视纪录片《文学的故乡》，第五集采访刘震云。纪录片一开头，在纽约时报广场行走的刘震云对导演张同道说的话，即为对“故乡”破题。他去过世界许多地方，感觉跟在延津老庄村行走并无差别。虽然各地的建筑、河流、肤色、语言不同，但“人性是一样的”。

　　1958年5月，刘震云出生在河南延津一个普通人家。延津县归属于河南省新乡市管理，位于黄河北部，全境为平原，是优质小麦和棉花生产基地。“黄河故道盛出两种特产，黄沙、盐碱；我们村得到的遗产是盐碱。春夏秋冬，田野上白花花一片，不长庄稼。”因为气候干燥，旱灾频繁发生，日子是温饱还是饥饿，“全靠老天爷赏脸”。家乡老百姓的日子，和绝大多数农村一样，过得不好也不坏。“那时我父亲是人民公社普通的职员，我母亲收破烂。物质非常贫瘠，饭食也非常粗糙，我现在都能想起那个时代的气息。”刘震云回忆。

　　刚满八个月的时候，姥姥把刘震云从县城抱到了乡下，带回王楼乡西老庄村养活。王楼乡西老庄村距离县城不远，就几里路；刘家老宅是干净、古旧的院子，后来被刘震云翻修过。屋子里的物品和器具，保留了姥姥生活的原貌，墙上和柜子上，挂着姥姥的照片。照片上的姥姥慈祥而温和，目光坚定注视远方。

　　看刘家老屋的彩云是刘家的远亲，因名字出现在《手机》中，也成了名人。彩云说：“姥姥活到90多岁，一辈子好干活，80多还下地呢。”姥姥其实不是刘震云的亲姥姥。刘震云的母亲刘素琴回忆说：“我是小时候给人家了，养母给养大的。震云他8个月时我参加工作，没时间照顾他，震云就在老家一直跟着我妈，他对姥姥感情可深了。我妈可大气，不是农村一般的老太太，自强自立、懂得很多道理，几个孩子都是她帮助拉扯大的。”

　　姥姥是刘震云最亲的人，让他感受到了人世间的温暖与陪伴；参军前十几年在西老庄村成长的岁月，是他一辈子人生记忆里最温暖的部分，让他在成年以后的岁月里，牵肠挂肚惦记了一辈子。在小说和电影《一九四二》里的结尾部分，刘震云几次写到姥姥。姥爷死得早，姥娘熬寡多年没有孩子。一次在路上姥娘看到有个被遗弃的小女孩，只有三四个月大，她腿上烂了几个大窟窿，窟窿里生着蛆。女孩哇哇地哭，姥娘把女孩抱回家，养到她成家生下刘震云，又接着把刘震云养到当兵离家。三年灾害期间，姥娘背着年仅八个月的刘步行四十里，从延津县城一直走到王楼乡老庄村。“没有姥娘，我就是众多饿殍中的一分子。”虽然没有血缘关系，但姥娘之于孙子刘震云，却意味着神圣的亲情和信仰，那是爱、温暖和饥饿、贫穷共同铸就的生活记忆，也是人性里善良情感的闪亮光芒。

　　姥姥是个身高不足一米六的农村妇女，在村里受人尊敬，是干农活的一把好手。每年一到农忙季节，她一直是东家们争相抢夺的短工——她弯着腰割完一垅地的麦子，速度奇快，一刻也不停歇，回头看，村里那些壮实的中壮年男工，才将将割到一半。刘震云问她割麦子的技巧，为什么速度这么快。姥姥告诉他：“割麦子的时候，千万不能直腰。再苦再累要忍住，你起身直了一次腰，就会有第二次、第三次……别人在休息抽烟的时候，你还得继续不停歇，不断坚持割。”

　　姥姥不认识字，没什么文化，但做人认真，说话朴实。刘震云五岁时，村里开办了第一所小学，接收5—12岁的学生，学费五元。街坊四邻议论纷纷：饭都吃不上，哪还有闲钱去上学？在大户人家当过长工开过眼的姥姥没说话，卖掉了头上戴的银发簪，得了五块钱，拉着刘震云就去小学报名。“当时我个子矮，坐在第一排，字都学不会。我就回家，在月光下拿书翻给姥姥看，她也不识字，所以我们俩在那共同看着字为难。然后她说研究一晚上也研究不出来这个字姓张还是姓李，要不然你睡吧，明天再学。当时我为难得老哭。第二天，鸡叫的时候，外祖母就起来纺棉花，她把我叫起来，说你早上试一试，看能不能把这个字想起来。我觉得挺管用，有时候就想起来了。”

　　这段求学的故事，被刘震云后来写在了《一句顶一万句》里面。小说里有一个孟老师，带着老婆创办一个小学，把村里所有的孩子聚拢来上学。“我记得村里的月亮特别亮，有时我在院里面直接拿书看都没问题。三四年级开始，我数学特别好，我特别喜欢看数学书。数学对于我日后成为作者有特别大的好处，因为数学特别讲究严密，你算了三页纸，这个小数点点错了，那就全错了。对于写作，一字一句都要写得特别准确，细致和严密是非常重要的。”

　　童年的记忆里有姥姥的温暖与爱，也有肚子吃不饱和饥饿的记忆。

　　饥饿让人屈辱。刘震云记得，有一次，家里来了客人，母亲盯着见了底的米缸发愁，怕主食不够吃，让父亲去镇上的餐馆赊馒头。父亲到餐馆赔笑，结果老板正眼也没瞧他，不但拒绝了赊账的请求，还说了一通话来羞辱父亲。那时的刘震云有了人生中的第一个理想：到镇上当一名厨子。“父亲如果到我的饭馆赊馒头，甭说三个，三十个我都赊给他。”

　　在刘震云参演的电影《甲方乙方》里有段细节，叶京扮演的富豪尤老板有钱又有闲，异想天开想要到农村吃苦体验生活，结果被扔到一个穷乡僻壤的小山村呆了一段时间。等葛优他们再去的时候，他已经因为饥饿，把全村的鸡都偷了一遍。电影里的二舅说：“你们可来了。尤老板都快变成黄鼠狼了。一到夜里，他两眼就发绿光。他连耗子都吃了，就差吃人勒。”

　　饥饿，也是刘震云文学记忆的一部分。

上图：刘震云老家的院子。

哲学家舅舅和部队

　　刘震云是家里的长子，后来，这个家庭共要了4个孩子。靠两个大人的工资要养活这三儿一女，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情。

　　家乡亲人里面还有两个舅舅。在刘震云的嘴里，变成了充满智慧的哲学家。一个舅舅是赶马车拉货的，另外一个舅舅则是当地闻名遐迩的木匠。

　　“我13岁的时候，遇到了我第一个人生的导师，他是我舅舅。我舅舅个子特别高，所以他的外号叫大个儿。他在我们村是一个赶马车的，是我们村到外边世界距离走得最远的人。我问他，县城怎么样？他说楼高些、人多些。在牛棚里面，在牛马的吃草声中，他给我上了人生的第一课。他说，记住我的话，不聪明也不笨的人，一辈子就干一件事，千万不要再干第二件事。”“他说，你没有离开过家，你怎么知道想家呢？如果在这个村里边，你最大的前途也就是跟我一样赶马车。你要是离开这个地方，可能就会有另外一种人生的道路。所以我听了他的话，我14岁离开了家乡，一直走到现在。”

　　刘震云逃离黄土地劳作的办法，是参军当兵。1973年，刘震云在新乡登上火车，前往甘肃。那是他生平第一次见到火车，一个接一个的铁罐子串成一排，还会发出“呜呜呜”的响声，心中忐忑。但想着部队里的白面馒头，第一次离家的不安也就冲淡了很多。“我原来以为是去兰州市，但是到了兰州的话，火车又往前开了有1000多公里，接着又换军用火车，又开了——我估计有五六百公里，就是现在发射卫星那个地方，酒泉基地。原以为是在大城市当兵，没想到反差挺大，戈壁滩上寸草不生，连我们村还不如呢。”

　　不过，到军队驻地以后，刘震云发现，他真的可以吃饱饭了。和另外一位军队作家莫言一样，童年的饥饿感，是直到部队军营才消除的。军队的训练再艰苦刘震云也不怕，因为终于可以放开肚皮吃了。

　　兵营所在地气候干燥，风沙极大，从小生长在黄河边的刘震云不习惯——连着很多天嘴唇炸裂，时不时流鼻血。但相比于在家里挨饿和干不完的农活，他又觉得这实在不算事儿。“夜里站岗，戈壁滩零下30多度，我才14岁，有点害怕，就老往锅炉房跑。其实站岗不准往锅炉房跑，但它里边暖和，我就去。烧锅炉是李班长，他上夜班有夜班饭：6个包子，里面是午餐肉，有点土豆、烂白菜，在锅炉边上烤了之后，焦黄散发出浓香。李班长和我一起分享包子：小刘，吃个包子。我说，唉呀，班长，不好意思，你夜班。他说，吃一个，让你吃一个你就吃。我就吃一个，我嫌冷不出去。他说再吃一个。但我一般吃到两个的时候，就不再吃了。”

　　刘震云当兵的那几年，正值动乱，人文社科类书籍多被销毁，理工科类书本却容易得到。他记得舅舅的忠告，见自己提干改变命运无望，站岗值班以外的时间里，没事就看书，自学数学做习题，几年下来，已经琢磨得不错。“别人不喜欢夜里站岗，我觉得还行，因为可以在路灯底下看书。”

　　看书以外的时间里，刘震云的另外一个人生导师，即木匠舅舅的话，也时常涌上心头：“怎么成为一个好木匠呢？他说无非别人打一个柜子花三天，我花六天。但只是花功夫你还不能成为一个好木匠，他说是因为我喜欢木工活，我喜欢刨子花发出的那种味道。只是喜欢，还不行，他说我每当看到一棵树，比如讲是松树或柏树，就会想，如果这给一个闺女打一副嫁妆多么好；当我看到不成器的杨树的时候，就会想，这只能做个小板凳了。这个舅舅告诉我跟孔子一样的话，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要做你喜欢的事情。”

　　1978年5月，复员后的刘震云回到河南老家，在延津当地一所民办中学担任没有编制的临时教师。“那时生活很苦，孩子们每天从家里自带干粮，在学校里就买一碗菜汤。我也不知道能不能给我转正，那时候我是两拳空空。我不知道世界往何处去，也不知道自己能往何处去……”

　　此前的几个月，中央决定恢复已经停止了十年的全国高等院校招生考试。恢复高考，改变了许多人的命运，刘震云就是其中之一。命运给他打开了崭新的大门，他回家和父母亲商量，决定和弟弟刘晓云一起报名参加高考。备考时间只有两个月，按照当年的设计，文科高考有五门课程，政治、语文、历史、地理外加数学。刘震云白天上课当老师，晚上变成学生，就着一盏小煤油灯复习功课。几个月后，高考成绩公布，刘震云因数学89分，成为当年的河南省文科状元，被北京大学中文系录取。一同参加高考的弟弟刘晓云，那年17岁，考上西南政法学院（今西南政法大学）。

　　“后来好多人说当时你作文肯定写得特别好，所以你是河南的状元。我说，不是的，那时候我的数学特别好，结果上了中文系，后来因为写作，当了作家。”

未名湖的文学青年

　　20岁的刘震云，操着带有河南味儿的普通话，走入了北大。

　　报到入住32号楼406后，在中文系的新生入学典礼上，系主任特意宣讲了一条传统：“北大中文系不培养作家”。当时跟着周围同学一起鼓掌的刘震云，压根不会想到在读书的几年里，自己会开始舞文弄墨，成为打破这个传统的学生。

　　北大中文系当时汇集了大批杰出的学者。“我们78级入学的时候，系里还有许多老先生，像王力、王瑶、游国恩、吴组缃等，孙玉石老师、严家炎老师、袁行霈老师、谢冕老师等。老先生开一些讲座，基本上不讲课本的内容，就是说说这个说说那个，这里边可大有学问，《论语》不就是说说这个，说说那个嘛。”

上图：北大时期的刘震云。

　　“袁行霈先生的板书非常好，他讲白居易，座中泣下谁最多？江州司马青衫湿，这时候袁先生眼中充满了泪光。孙玉石老师是世界上最懂鲁迅的人之一，他曾经比较过鲁迅先生和赵树理先生的区别，他说赵树理先生是从一个村来看这个世界，所以写出了小二黑、李有才。但是鲁迅先生是从这个世界来看这个村，所以写出了阿Q和祥林嫂。谢冕老师一给我们上课就哆嗦——因为诗。谢冕先生有一半时间，并不生活在我们这个现实世界里，他生活在诗的世界里……”

　　80年代的北大中文系，同学们的最高理想往往是当作家、发表小说。如果哪个同学在书报上发表了小说，大家就会争相传阅，羡慕不已。甚至，学生还被允许用诗歌、小说等作品代替毕业论文。身为学校的文学青年之一，刘震云也开始写小说了。他的处女作发表在《未名湖》上，当时的编辑是查剑英，那篇小说是写农村的《瓜地一夜》。这期杂志除了刘震云的小说外，还发表了两篇校外来稿：史铁生的《午餐半小时》和北岛的《幸福大街13号》。

　　见证刘震云北大时光的人有师弟李书磊，他俩都加入了五四文学社。李也是河南新乡人，老家是另外一个县，和刘家相隔了几十里地。同学马相武回忆，刘震云比李书磊大几岁，他们常常去北大南门边的操场打篮球，打完了就坐在操场边谈文学。刘震云总是穿一身军装，李书磊常穿一件蓝色外套，一绿一蓝、一高一矮，很是显眼。经常是刘震云滔滔不绝地说着，李书磊话很少，默默地听着。

　　刘震云读完了大学，解决了工作，留在了北京，还找到了女朋友。时代久远，关于这段爱情，刘震云和妻子郭建梅的版本有点不同。1979年的高考，郭建梅以河南安阳地区第一名的成绩被北大法律系录取。刘震云的版本是：大学二年级的时候，刘震云受母亲嘱咐，去看望隔壁镇上在北大读书的女孩郭建梅，她当时读大一，算是老乡加师妹，两人由此相识。郭建梅的版本是：两个人是在北大读书的河南老乡宿舍里相识的。第一次见面，刘震云一开口就是托尔斯泰之类的，她感到有点眩晕。在郭建梅的印象里，中文系的人比较浮躁，靠不住。但一次次的接触，刘震云在郭建梅心目中的形象逐渐改变，对他慢慢产生了好感。

　　郭建梅大三过生日，刘震云给她买了两朵塑料花，还有一兜梨。“那个梨上还带着烂眼呢，两毛钱一堆的那种，就这样的梨，不知道省了多少天他才省出这些钱来。”她觉得这些梨特别好吃，觉得他真诚、憨厚。刘震云大学时候一年到头穿着当兵时积攒的军装，妈妈做的布鞋，穿久了，脚上的大拇指都露了出来。平时，他拿着一个磕得坑坑洼洼的铝饭盒去食堂。“我留心了一下，他每天都喝粥。当时学校有猪肉馅饼，1毛钱一个，特别香，我都没见他吃过。但是在街上看到要饭的，他都会给点钱，五分、一毛、五毛都给过。他还说：你看，都是我兄弟。我当时挺感动：这个人怎么这么善良啊！”郭母患了乳腺癌，到北京做手术，瘦弱的刘震云背着她上楼下楼，看医生化验取药。“有一次，我觉得他真的是背不动了，站在那里，我扶着。我妈说，小梅啊，这个人真是好，你看他自己不舍得吃，一个肉包子都不尝，都给我们吃。”

　　1982年，刘震云大学毕业。当时大学生还比较金贵，本科毕业找工作时，刘震云面对两个选择，一个是中共中央书记处农村政策研究室，一个是《农民日报》。最后，刘震云选择去《农民日报》，老家的爸妈坚决不同意。左思右想，刘震云还是想写小说，他对郭建梅说：“记者能够全国走，到处采访，能接触很多写作用的素材。”坚持去《农民日报》社当了机动部的记者。后来，通过几年的写作，刘震云开始不断发表作品，被文学界认可，成为了一名作家。

　　很多年以后，刘震云在北大的演讲中，用幽默的方式，回应了当年北大中文系不培养作家的说法：“北大教给了我做人的态度，有多大的胸襟、气度，就能做出多大的事情。作为北大的学生，要锻炼自己眼睛的宽度和深度，看到别人看不到的东西，承担知识分子探照灯的责任，活在当下的同时，能清醒地去考虑民族的未来。从我进北大中文系的第一天起，每一个老师都告诉我，北大中文系不培养作家。我有悖于老师的教诲，却想说，北大中文系不培养作家，但一个作家上不上北大中文系，对他的路能走多长，是非常重要的。”

上图：刘震云当兵时，与外祖母、弟弟、妹妹的合影。

北京的外地人

　　刘震云有了铁饭碗的工作，变成城里人，拿到北京户口本，分到了房子，生了女儿。在写作上，他也冲出困境，接连不断发表作品，还上了中央电视台的《东方之子》。这一切，在老家人的眼里，算得上是鲤鱼跳龙门，过上了幸福的生活。

　　离开大学走入职场，刘震云把真实的自我藏起来了。经历了几年军队的历练、走南闯北的记者生涯，他变得老成，外表平易近人，“见人不可露真心，凡事必须话留几分”，把知识分子的精神风骨藏在了内心世界里。老家人到北京办事，觉得他都能够帮上忙；其实，对刘震云来说，进报社当记者，远没有老家人想的那么风光。

　　面对生活的挑战，刘震云很快找到了解决办法。李书磊在一篇文章中感叹：“震云则无疑是一个得道者，他看社会一下子看到骨头里如庖丁解牛，他对人自身深刻的蔑视表达出来却是那样地轻松而从容……他看得很透反而除去了包袱，能够轻装投入，在‘一地鸡毛’的生活中游刃有余；但他同时又能对自己经历的一切有一种反观，并把这种反观容于小说。”

　　凭着个人的生存智慧，工作几年后，刘震云调任副刊部当了正处级的部主任，还兼任了党支部书记。和他写的小说《单位》《官场》《官人》中主人公们费尽心机想升职不同，刘震云轻而易举地当了官，在这个位置上游刃有余。

　　同事回忆，“家乡的人们重视职务，过去看他多年在外只混到个‘青年作家’，看不起他。如今开始刮目相看了。但是单位的一些同事则认为，一位有了相当影响的作家在这些‘俗务’上花费工夫，有点得不偿失”。刘震云回答同事的疑问，“没啥影响，王蒙开完会，马上可以坐下来写小说，这是作家必须具备的心理调节能力。再说每天写字不过几个小时，我也不必故作特忙，既然领导让干，那就干吧。要么不做，既做就要好；不求数量，但求质量，出影响，同我写小说的路子一样”。

　　刘震云在《农民日报》写过很多报道，编辑过的版面，因为年代久远，现在很多人都不记得了。但他策划的一个名牌专栏《名家与乡村》，当时邀请了几十位名作家为这个专栏撰稿，几十年如一日，一直还在，变成了《农民日报》的拳头产品。今年1月份，这个专栏发表了刘震云撰写的《延津与延津》，在这篇散文里，刘震云再一次回顾、解答他和故乡和文学世界之间的关系。“故乡延津作为一个地名，频繁出现在我的作品里。为什么呀？是不是跟福克纳一样，要把延津画成一张邮票呀？这是记者问我的经典话题。我的回答是，我不画邮票，就是图个方便。作品中的人物，总要生活在一个地方；作品中的故事，总要有一个发生地；如果让这人的故事，发生在延津，我熟悉的延津胡辣汤，羊汤，羊肉烩面，火烧……都能顺手拈来，不为这人吃什么发愁；还有这人的面容，皱褶里的尘土，他的笑声和哭声，他的话术和心事，我都熟悉，描述起来，不用另费脑筋。”

　　对刘震云来说，生活无处不在。每天上班下班，去菜市场跟卖菜的大姐聊，下班路上和修鞋的大哥、夜市摆摊的大妈、做早点油条豆腐脑的老板聊，聊得高兴了，打听到有趣的事情了，就随手拿笔记下来。“还在《农民日报》大院宿舍住时，有段时间大院后面在盖楼，刘震云就老去。有时赶上农民工在吃饭，手里拿着馒头，旁边放着白菜豆腐。刘震云问，你们喝啤酒吗？他们说，想喝呀，但太贵了，省了吧。刘震云就跑到冷饮摊，买上十几瓶冰镇啤酒，往那儿一坐，和他们一起喝，聊家长里短。人家在那儿吃面，给我捞一碗吧，他拿一根葱就吃起来，就这样的一个人。” 郭建梅说。

上图：从河北燕郊开往北京的公交车。摄影/王敬

　　刘震云小说里的很多人物，就是这样得来的。这些到北京谋生打工的外地人，和老家钉鞋的、杀猪的、贩驴的、剃头的一类的乡村手艺人，在他的笔下，栩栩如生活灵活现，魅力十足闪闪发亮。有段时间，评论界批评小说家写不好人物，但这个问题在刘震云处失效了，因为不存在这个问题。从小跟着他满街转的女儿刘雨霖说：“父亲真正创作的过程是在马路上、公园里、菜市场、黄河边，是他一个人在街上背手散步，或是在马路边找个椅子坐下默默观察的时候，他坐在电脑屏幕前打字，只是把眼里攒到心里的细节给落实了。”

　　而刘震云在写作上遭遇的漫长瓶颈期、突破之前的精神困境，只有妻子一个人看到。郭建梅回忆刚刚住到《农民日报》的日子：“刘震云每天熬夜写到凌晨两三点，第二天早上天一亮送女儿去托儿所，接着要去上班，整个人黑瘦黑瘦的，天天熬夜，他还要坚持写小说。”夏天天气炎热，家里没有电风扇，刘震云光着膀子，穿着松松的大裤衩，一边写小说一边流汗。刚开始写作时，经历了不断地投稿不断地被退稿，当时的手稿现在家里还留着，两三个大纸箱子。1987年，为期5年的“投稿—退稿”循环后，他在《人民文学》发表了《塔铺》《新兵连》，获得了1987年的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和“中篇小说百花奖”。刘震云由此确定了在写作上的自信心，随后连续在国内各大文学刊物发表了《头人》《单位》《官场》《一地鸡毛》《官人》等作品，获庄重文文学奖、全国“中篇小说选刊奖”和“中篇小说百花奖”。

　　刘震云把创作姿态放得很低，对笔下的人物一视同仁，采取的是平等平视的态度，摒弃了抑扬褒贬，居高临下的姿态。他表现的是平民的生活，没有谁好谁恶，因此有评论家称刘震云为“新写实主义”的代表作家。在结束了大获好评的描写城市社会的“单位系列”和干部生活的“官场系列”小说之后，1991年与1993年，刘震云把目光投向了河南老家的历史，一改擅长的中短篇，连续出版两部长篇小说《故乡天下黄花》和《故乡到处流传》。刘震云如此解释这种转变：“之前写的那些小说，我觉得借助的只是生活的百分之五的层面。从《故乡到处流传》开始，我突然发现那样认识生活特别不对。落下百分之九十五不管不顾，对一个生活中的自然人来说，是没有问题的；但作为一个以文字为生的人，我觉得过去的写作是非常不负责任的，因为那百分之九十五的东西支撑着整个民族的生存、生活。”

上图：1988年秋天，30岁的河南人刘震云走进鲁迅文学院，进入北京师范大学与鲁迅文学院联合举办的首届文学创作研究生班，重新当了一名“学生”。

参与影视做编剧

　　不管评论家们怎么说，刘震云的《一地鸡毛》 ，后来被评为“二十世纪世界百部文学经典”。也是这部小说的影视化，改善了刘震云的日常生活，为他开辟了影视化的大门。

　　“我印象可深了，《一地鸡毛》拍成电视剧，我们家一下得了8万块钱……那个眼发绿，在床上一遍遍地看，一遍遍地数，爱不释手。”郭建梅回忆，那天全家人一起出去吃了顿肯德基。家里原来两张小床拼在一起的床，也很快换成了崭新的大床。

　　电视剧《一地鸡毛》改编自刘震云的小说《单位》和《一地鸡毛》，由陈道明、徐帆主演。这个电视剧原定的导演是张元，后来换成了冯小刚。该剧讲述了20世纪90年代之交，大学刚刚毕业的小林还没分到房子，与女友李靖在局促中经营着琐碎而微小的幸福。小林在某机关工作，除他和小彭之外，张局长、老孙、老何、老乔均是久经世故的老人。年轻人无所忌惮，一团和气的办公室内却暗潮涌动，谁也不是省油的灯。为了各自的利益，这些面带笑脸的人们明修栈道暗度陈仓，把办公室变成了暗流涌动的战场。

　　为了改善生活，应王朔邀请，1993年刘震云就开始参与影视创作，和王朔、海岩、马未都、莫言、梁左等人一起，参加了电视剧《海马歌舞厅》的剧本创作。《海马歌舞厅》讲述了坐落在北京一家舞厅里发生的故事，刘斌扮演的歌舞厅老板和陈小艺扮演的女经理，在歌舞团每日迎来送往，与各色人等遭遇。

　　《一地鸡毛》之后，刘震云在冯小刚的电影《甲方乙方》里，扮演了一个失恋的作家角色。作为编剧，和冯小刚先后合作了电影《手机》、《一九四二》、《我不是潘金莲》、《朋友圈》。这四部电影，都是根据刘震云的同名小说改编的。

　　和刘震云以往的创作不同，小说《手机》是先有电影剧本，后写的小说，显示出和电影媒介的亲密关系。小说和电影，编剧和原创，在刘震云这里没有太多矛盾，水乳相融彼此促进。从《一腔废话》到《手机》，《我叫刘跃进》到《一句顶一万句》，《我不是潘金莲》到《吃瓜时代的儿女们》，刘震云暂别 “故乡系列”，开始启动“说话系列”的写作。

　　评论家李丹梦说：“《手机》热卖后，‘小说+电影’的跨界操作、双轨运行模式基本在刘震云的创作（包括构思、书写、宣传、推广等）中固定下来。与之相应的是，他对幽默的运用与书写手段，包括‘不是……而是’的缠绕叙述，也日趋风格化。这是刘震云对和平岁月大众趣味、日常审美的创造性满足与贡献。”

上图：把《温故一九四二》改成电影，刘震云花费了前所未有的力气。

　　《手机》之后，刘震云以差不多三年一部的速度，编剧了不少影视剧作品。到目前为止，《温故一九四二》是刘震云的唯一非虚构作品。1990年，《唐山大地震》的作者钱钢在《中国减灾报》工作，他当时打算编一部《二十世纪中国重灾百录》，他把“1942年河南大旱”的撰写任务交给了刘震云。选择刘震云的原因很简单，刘震云是河南人，写这个题材合适。这部调查作品完成后，便是《温故一九四二》。一个关于饥饿的历史“故事”，却有着“非虚构”的外观，最后以中篇小说的名义刊发，后来荣获了《中华文学选刊》优秀中篇小说奖。1942年的河南大旱，三千万河南灾民成了蒋介石与日军相互拉锯的牺牲品。小说通过“劫后余证”的“我姥娘”“我花爪舅舅”的回忆，美国《时代周刊》记者白修德的考察以及各种报章的记录，还原了一段惨痛的故乡灾难史。

　　对刘震云来说，电影《温故一九四二》启封、接通的不仅是他与故乡的历史，与灾民、流民的血脉、亲缘，还有故乡河南的千年创伤。把这部作品改成电影，刘震云花费了前所未有的力气。电影以1942年河南大旱，千百万民众离乡背井、外出逃荒的历史事件为背景，分两条线索展开叙述：一条是逃荒路上的民众，主要以老东家范殿元和佃户瞎鹿两个家庭为核心；另一条是国民党政府，他们的冷漠和腐败、他们对人民的蔑视，推动和加深了这场灾难。“当编剧是比作家还困难的职业。作家写作一个人说了算，编剧写作很多人说了算。这样的创作不像写小说那么自由自主；另外，电影受时间的限制。90 分钟到2个多小时，要完整表达故事，塑造人物形象，心路历程，比小说难。因为小说可长可短，不受篇幅的影响，可以自由地写。”刘震云说。

自己追自己的过程

　　我记得，我1997年第一次采访刘震云的时候，他还在《农民日报》工作，在五楼一间昏暗朝北的办公室里办公。当时他已经是报社的编委了，有了自己独立的办公室。当时，他正在写200万字的《故乡面和花朵》。

　　1999年，长篇小说《故乡面和花朵》问世。这部写作6年、修改两年的作品，长达近两百万字。8年的写作过程封闭而孤独，生活单调重复，动笔时他33岁，完稿时已至中年。“二百万字就是直接抄一遍，也是一件非常痛苦的事。”

　　后两年的修改过程尤其煎熬，被强烈的自我怀疑笼罩。“不知道6年前的是对的，还是现在的是对的。它就像走夜路一样，前边有个影子在走，你在追他，你走他也走，你停他也停，你不知道那个是对的还是这个是对的。这个自己追自己的过程比自己追别人的过程要痛苦。”

　　在我看来，《故乡面和花朵》在小说的结构和文体上非常独特，内容的叙述角度新颖，不同人物的语言狂欢飞行，像一个长篇的交响曲的写法，非常先锋。结构的庞杂、技巧的多变、语言的繁复、意义的含混等等，都令人叹为观止，体现着刘震云的创作探索。

　　“《故乡面和花朵》和我以前的写作非常不一样。过去的写作打通的是个人情感和现实的关系，表达的是现实世界映射到他心上的反映，从心里的一面镜子折射出了一种情感；《故乡面和花朵》让我摆脱现实的束缚、进入人内心的潜意识、心灵空间，在叙事上摆脱严格的时空限制，把乡土中国的现实，与后现代的未来的空间杂糅在一起，以极端荒诞的手法来解构历史与未来。”

　　意外的是，《故乡面和花朵》出版后，并没有得到文坛的回应。评论界对这部摆脱了传统现实主义文学规范的作品的出现，保持的是失语与沉默。当时圈子里有笑话说，只有三个人看过《故乡面和花朵》，一个是作者刘震云，一个是编辑金丽红，还有一个是后来写缩写本的关正文。

上图：《故乡面和花朵》长达近两百万字。

　　事隔多年，从社科院调到北大的评论家陈晓明为《故乡面和花朵》写了篇评论，说“它把过去/现在随意叠加在一起，特别是把乡土中国与现阶段历经商业主义改造的生活加以拼贴，以权力和金钱为轴心，反映乡土中国在漫长的历史转型中，人们的精神所发生的变异——用那些可笑的凡人琐事消解庞大的历史过程，让历史淹没在一连串的无止境的卑琐欲望中。”

　　在稍作调整后，刘震云写出了长篇小说《一腔废话》，然后沿着这个路子写了《手机》《我叫刘跃进》《一句顶一万句》……

　　因为《手机》、《我叫刘跃进》被改编成电影，也因为在《甲方乙方》、《我是刘跃进》中的友情客串，刘震云开始为大众所知晓。在大众接受他的幽默和搞笑的同时，作家刘震云的严肃和纯粹反而被大众消解。一个最鲜明的例子是，以前找他采访的都是读书版的文化记者，现在都是跑影视的娱乐记者。

　　“他们甚至不看我的小说，或者把电影当成了我的小说。”刘震云对我抱怨。但也并非是一无所获，在小说《手机》里最后《口信》部分，刘震云找到了现有的写作方向。《我叫刘跃进》是《一句顶一万句》写作遇到困难时，半路冒出来的副产品，用的都是一样的叙述语言，只不过主题不同而已。

上图：《我叫刘跃进》剧照。

　　“我开始写作的时候，总认为社会背景要大于生活背景，不管在哪一个阶段，它都控制着这个社会，对社会的主导思想，文学上不管是赞同、反对，或者是反抗，其实都是对它的承认。随着年龄增长和写作积累，我发现生活背景要大于这种社会背景，生活有它自己的规律，并不因为某个社会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好像一个人活下来，一辈子就有自己的生存之道。”

　　《我叫刘跃进》写得又轻松又快。回过头写《一句顶一万句》，原来遇到的结构问题也解决了。“再写的时候，特别的顺利，就好像这个两人谈话谈不下去，两人吃饭去了。然后吃完饭之后又各自聊下去了。”《我叫刘跃进》的好处是锻炼刘震云对结构的控制力和多线头叙述能力，在写作上真正成熟了。

　　以往的写作，刘震云喜欢把事儿往深刻里说，他说这恰恰证明了自己没到达深刻的阶段。就像登山一样，没到山顶时说的都是山顶的风景如何美，到了山顶说的都是山下的鸡鸣和炊烟。“最好的例子就是孔子，儒学统治了中国两千多年，但孔子的《论语》说的都是家长里短。”

　　2011年，刘震云离开《农民日报》，调入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写作。也是在这一年，《一句顶一万句》让刘震云获得了茅盾文学奖。和《一句顶一万句》一样，刘震云的最新长篇小说《一日三秋》再次回到故乡延津。“我曾经说过，文学的底色是哲学。从此，我离开了家乡。后来，我和我的作品，又不断回到家乡。这时的回去，和过去的离开又不一样。我想说的是，延津与延津的关系，就是我作品和延津的关系，也是世界跟延津的关系。换句话，延津就是世界，世界就是延津。”在这个历史和时间跨度极大、结构和文体复杂的小说里，刘震云反而更气定神闲了，一个篇幅不长的小说，写了三代人的故事，时间的长度却跨越延津3000年历史，故事浓缩、人物生动、叙事老练写意。

　　对刘震云来说，延津既是故乡，也是世界。通过几十年的写作与思考，刘震云让故乡延津成为了一个文学世界里的地理标志，成为了家乡的文化符号和代言人。仔细算一下他写的小说字数，一大半都与故乡延津有关。

　　写了几十年，刘震云在写作这条路上，越走越深，越走越远。

　　“我听了我舅舅的话，一辈子做好一件事情。四十年前，北大中文系的同学人人都在写作，我也跟着写，四十年后，全班同学都不写了，就剩我一个人还在写作。写作让人快乐，跑步也是，让人产生一种浑身特别舒畅的感觉，而且人在运动的时候，脑子特别活跃。”（特约记者 张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