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恒：站在中国的这片土地上

　　刘恒

　　著名作家、编剧、导演，文化圈的“三栖”存在，享有“中国第一编剧”的美誉。

　　刘恒有许多代表著作，比如《黑的雪》、《伏羲伏羲》、《虚证》、《白涡》、《天知地知》、《苍河白日梦》、《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等小说；其中《天知地知》获首届鲁迅文学奖，《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获首届老舍文学奖。

　　大家熟悉的电影《本命年》、《菊豆》、《四十不惑》、《漂亮妈妈》、《画魂》、《秋菊打官司》、《集结号》、《云水谣》、《金陵十三钗》等作品，都是刘恒写的剧本，海内外获奖无数；而由他编剧的电视剧《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也曾获金鹰电视节最佳剧本奖。

　　2021年12月，刘恒当选为中国文联第十一届副主席。

上图：《集结号》等观众喜爱的作品，都是刘恒写的剧本。

　　因为被众多著名导演欣赏，找他合作，刘恒赢得了“中国第一编剧”的美誉。

　　在文化圈里，刘恒是唯一的“三栖”存在：作家、编剧、导演。他留下了许多代表著作，比如《黑的雪》、《伏羲伏羲》、《虚证》、《白涡》、《天知地知》、《苍河白日梦》、《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等小说；其中《天知地知》获首届鲁迅文学奖，《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获首届老舍文学奖。

　　大家熟悉的电影《本命年》、《菊豆》、《四十不惑》、《漂亮妈妈》、《画魂》、《秋菊打官司》、《集结号》、《云水谣》、《金陵十三钗》等作品，都是刘恒写的剧本；而由他编剧的电视剧《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曾获金鹰电视节最佳剧本奖。

　　当导演，刘恒拍摄了电视剧《少年天子》，让人看到了他的才能，还作为导演签约了小马奔腾影视公司。如果不是后来公司创始人出事导致的业务调整，刘恒也会继续他的导演生涯，向着更高的目标飞翔。

　　今年2月25日，刘恒担任编剧的《你是我的一束光》在全国上映。该片讲述了感情、事业跌进谷底的穆随心去云南为歌唱比赛做音乐指导，与身为电视台主持人的彭子莲擦燃爱情火花，并揭开她内心隐藏多时、不可触碰的巨痛。他以飞蛾扑火的劲头拯救了这个陷入精神困境的女人，从而也获得了能量，拯救了自己，得以重生。

　　“《你是我的一束光》的背景和主题与脱贫攻坚有关。脱贫攻坚是一个系统性工程，政策发布之后，无数勤勤恳恳的工作人员奔赴到第一线去落实。如果把扶贫工作的项目列出来，能列到上百项不止，甚至包括搞室内卫生、清理厕所等等，无数平凡而琐碎的事情。这些事情看起来微不足道，却都是非常有意义的。”刘恒对记者说。

　　今年，刘恒68岁，按理来说，这个时候是享受人生的阶段了。但刘恒无法放下他的笔，更无法让自己偷懒，还是在一线坚持写作，写小说、当编剧写剧本，或者当导演、艺术总监，参与影视剧的制作生产。

从《本命年》开始当编剧

　　从作家到编剧、导演，两种截然不同的文体写作之路，刘恒走得相当成功。他在小说与影视剧两种艺术样式间切换自如，展现了惊人的创造力和才华。

上图：《本命年》剧照。

　　“我最初创作的是剧本。后来，在剧本行业里面取得江湖地位后，有一点圆了文学梦的自得其乐，还有一点自恋。写作上愉快、经济上也愉快，一直走到现在。”

　　刘恒第一次触电是在1987年。他的长篇小说《黑的雪》发表后，电影导演谢飞看中了这篇小说，找到刘恒让他改编成剧本《本命年》。事实上，小说原名《红涡》，寓意泉子生活在血的漩涡里，但是出版社编辑觉得名字不太好理解，就改为了《黑的雪》。

　　当时，谢飞刚刚从美国做完一年的访问学者回到国内，正在找电影拍摄题材。导演系硕士生安景夫推荐他看一部自己喜欢的长篇小说《黑的雪》，建议拍成电影。“于是我就看了刘恒的小说《黑的雪》，看了以后我也很喜欢。长期以来，我比较愿意选择直面人生而自己又经历过、较关心的社会题材。小说的主人公李慧泉让我印象深刻，真实、复杂的人性状态使我共鸣。《黑的雪》以小见大，触及的是人的生死命题，人为什么活着，死是什么，什么是有价值的死。虽然人物和情节都很简单，但很能出戏，而且不用太大投资，上马容易一些。”

　　谢飞请刘恒当编剧。刘恒很客气地说“自己只写过小说，从来没写过电影剧本，不懂”。其实，早在刘恒从军队退役复员转业当装配工时，就试着写过一些电影文学剧本。“那时候电影少，我看了一个电影之后，会把电影里发生的事情用剧本的形式记一遍，觉得好玩，其实是用非常土的方法训练。”谢飞坚持“必须由你来写，因为人物、故事都是你想出来的，他们在你脑子里是活的，必须由你来做这个小说到剧本的‘翻译’”。最后，刘恒写了一个近4万字的电影剧本。

　　影片主角李慧泉由姜文饰演。泉子经过劳动改造刑满释放，回到了从小生长的胡同。当年，因为朋友的女友移情别恋，讲义气的泉子教训了那个男人，结果无意中弄出人命。在民警小刘的帮助下，李慧泉选择了练摊谋生，遇到三教九流，尝遍人间冷暖。在歌厅里，又认识了驻唱的歌手赵雅秋，此后他成为她的护花使者。在决定开始新生活的时候，李慧泉陷入了始料未及的困境……电影以悲剧式的宿命气氛，表达了社会转型时期商品化与现代化所导致的人与人之间的冷漠与心灵孤独。

　　电影的片名《本命年》是姜文想出来的。原来剧本开头和结尾都是雪景，用小说名字《黑的雪》作片名是比较贴切的。但由于出外景时季节晚了，没拍到雪景，谢飞觉得再用这个片名就比较勉强了，缺乏雪的直观形象，观众难以理解。姜文就对谢飞说：“导演，我想了个主意，你看我像不像24岁？” 谢飞说：“你傻笑的时候，显得挺天真、挺稚气的。” 姜文说：“那影片就叫《本命年》吧，龙年，泉子正好24岁。”

　　最后，《本命年》成为第一部在柏林国际电影节上获奖的中国现实题材电影，一举拿下“个人杰出艺术成就”银熊奖，颁奖词中有这样一句话，“这是一部非常优秀的表现现实的动人影片”。

　　1989年，王朔发起的海马影视创作室成立，刘恒是其中一员。他参与了《编辑部的故事》和《海马歌舞厅》的剧本创作。“因为王朔接触电影比较早，大家图新鲜，都进来玩。当时比较活跃的作家有二三十个都在里边，包括王朔、朱晓平、马未都、莫言、刘震云、苏童等。海马影视创作室的第一部作品是《编辑部的故事》，我记得是在友谊宾馆租的房子，一二十个人在那儿攒故事，集思广益。”刘恒回忆。

　　在电影和电视领域内的成功参与，扩大了刘恒在社会大众中的影响。时至今日，刘恒一直是中国影视圈最受欢迎、价格最高的编剧之一，和他合作的都是影视圈最大牌的电影导演，谢飞、黄蜀芹、张艺谋、冯小刚、尹力、关锦鹏等人。这些年他写就的剧本，改编成电影和电视剧后，受到了观众的欢迎和好评。

　　“我觉得还是要有对编剧这个职业的尊重，不能拿它只是当个谋生的手段，你甚至不能把它当成一个游戏，你得把它看成你生命的一个进程，是你生命的一部分。因为你在世上就活这么几十年的时间，你要分出一大块时间给这个职业，它真是你生命的一个部分。你对这个职业的尊重，就是对你自己生命的尊重，所以要非常虔诚地来做这个事情。你写出来的剧本里有你的心血，这个事情做好了之后，是你的生命在开花，你得到了巨大的慰藉，你的生命有了意义。”

　　多年不写小说，刘恒一直在当编剧，原因是他无法抵抗文字转换成影像之后所散发的魅力。认真写剧本的刘恒，相信自己的电影剧本会随着自己写作质量的提升，而获得它应有的价值，他的剧本不应该泯灭被遗忘。“我觉得电影有某种神奇的东西在里面，好像在几秒钟之内，甚至更短的时间之内，刷一下就能感动人。电影的那个力量是文字没有的，但是文字的力量更长久啊。电影像水，流过去就流过去了，看两遍看三遍就足够了；但是好的小说反而会反反复复地看，基本上没有什么技术上的折旧。电影会折旧的。再过十年，电影拍摄方法变了，你这个电影就很土，就没法看了。小说好像不大存在这个问题。小说好像只是在叙述方法上，或者是在世界观上会有比较大的变化，但是它的那种持久性，比电影要长得多。”

从《伏羲伏羲》到《菊豆》

上图：刘恒（右）与张艺谋。

　　完成了《代号“美洲豹”》后，张艺谋看中了刘恒发表在《北京文学》杂志上的小说《伏羲伏羲》，决定将小说改编成电影。他认为《伏羲伏羲》是毫不留情地批判，对中国人的人性刻画入木三分。《红高粱》写的是活力和张扬，“没规矩没王法”，充满了理想色彩；而《伏羲伏羲》写的却是扭曲和压抑，“规矩把人逼到墙角，置人于死地”。

　　电影开拍的时候叫《呻吟》，上映的时候改名《菊豆》。在这部影片中，张艺谋第一次从摄影师的角度转换成导演的角度，开始有意识地注重电影的叙事，挖掘人物的内心。同样，刘恒也获益巨大，从跟张艺谋的交流和《菊豆》的艺术创作中，学会了怎么写电影剧本。如果说刘恒的第一次影视改编还只是简单移植，那么在《菊豆》这部影片中则有了提升。《菊豆》剧本注重了影像思维，把富于动势的情节和鲜明性格的人物溶解在了影像里。

　　剧本中“院子里静悄悄的，风吹动坯布，像残破的旗……天青的手悄悄地从房柱上撤下尖刀，放回原处去了”，这一段描述简洁明了地点明了场面，还烘托了气氛，使我们不仅看到人物的行动，也明白人物的内心，使得剧本既有可读性又有可拍性。

　　在处理杨金山死亡这一段，刘恒也运用了“动”的影视效果替代小说的“静”。小说写杨金山的死，是“在山区秋日一个平凡的黄昏之前，悄然地干净利索地死掉了”。而电影以“动”的方式予以展现。这天杨金山和天白在染池旁玩，天白无意之中拉翻了杨金山的坐篓，使他轰然一声翻入池中，上下翻滚垂死挣扎。从外面归来的菊豆目睹了这个惨烈景象，但她却以漠然的神情表现出一种“早该如此”的心态。

　　记者问刘恒，小说的结尾很棒，但是电影《菊豆》里最后是一把火……这样的处理，当时有过争议吗？刘恒回答：“有。这一把火可能在视觉上更能说明问题吧。我觉得那一年有好几个电影，最后都是一把大火，大家不约而同用了这个视觉画面。这个处理，实际上跟人类的经验有关系。大家不约而同地认为，这个火一旦燃烧起来，就象征着什么。就像‘太阳出来了’这个镜头也总是在影视剧里出现一样，而观众百看不厌。比如爱情，男的女的一好，嘴唇儿就碰在一起，我觉得这个是司空见惯、千篇一律的表现，但是没办法，就得有这些画面，生活里就是这样。”

　　《菊豆》的责编是王斌，王斌以前主要做文学评论，后来成了张艺谋的文学策划。也是因为《菊豆》，刘恒跟李保田变得熟悉起来，刘恒的第一部电视剧《大路朝天》也是李保田主演的。

　　《菊豆》拿了很多奖，荣获第九届香港电影金像奖十大华语片、第四十三届戛纳电影节路易斯·布努力埃尔特别奖、第三十五届巴利亚多里德国际电影节最佳影片金穗奖及观众评选最佳影片奖、第六十三届奥斯卡金像奖最佳外语片提名等奖项。

秋菊为什么要打官司？

　　从《菊豆》开始，刘恒作为编剧，和张艺谋连续合作了《秋菊打官司》、《金陵十三钗》。

　　电影《秋菊打官司》是根据安徽作家陈源斌的中篇小说《万家诉讼》改编的。小说刊发在《中国作家》1991年第3期上，随后被《小说月报》第8期头版和《新华文摘》第8期转载。

上图：《秋菊打官司》里，巩俐穿上大花棉袄，裹上绿布头巾，塞好假肚子，一副村姑的装扮。

　　当时，张艺谋想把刘震云的中篇小说《一地鸡毛》改编成电影，他想将故事背景改在重庆，带了整个制作班底到了重庆看拍摄外景。其间，张艺谋正好买了那期《小说月报》，一口气读完了《万家诉讼》后，买了20本杂志分发给剧组人员，并传真复印给在香港拍电影《梦醒时分》的巩俐。经过商量，大家决定放弃《一地鸡毛》，改拍《万家诉讼》。当时中国正处于建设法治社会的初期，迫切需要唤醒人们学法、用法、护法的意识。法律环境尚不完善、维权观念深不可测、交通条件不便、人情法理不明的情况下，这个“农妇告村长”要“讨个说法”，将诉讼进行到底的故事，让张艺谋觉得很有意思。

　　在获得陈源斌授权签订合同后，张艺谋请刘恒担任电影的编剧。张艺谋不熟悉小说故事背景设定的安徽农村，把故事背景放在了自己熟悉的陕西农村，带着制作组去陕西农村体验生活。

　　刘恒没料到，他在写剧本的过程中，遇到了瓶颈，原因是一想到演秋菊的巩俐的形象，他下不了笔。当时巩俐28岁，皮肤白皙美丽动人，生活中是个气质高贵的城市女子，很难让人将她跟一个农村妇女联到一起，外貌上根本搭不上边。刘恒苦恼了一阵，最后忍不住给张艺谋打了一个电话，提出换女主角的建议。“我觉得这回你要犯一个致命的错误了，你根本不应该让巩俐来演，她演不了。”

　　可那会张艺谋和巩俐正在热恋，坚信自己的选角。张艺谋以前看过巩俐在片场装孕妇逗趣的画面，当下提议将秋菊设定为孕妇。为了表现加强电影的真实性，还为秋菊增设了“妹子”的角色。

　　电影要开拍的时候，巩俐到了外景地陕西陇县，穿上大花棉袄，裹上绿布头巾，塞好假肚子，一副村姑的装扮，学了一口地道的陕北话，从挑水生火学到擀饭，什么都学。在没有电和自来水的村子里，巩俐呆了三个月。为了能演好秋菊，巩俐甚至用洗衣粉洗了两个月头发，原本飘逸的长发，变得毛燥枯黄。村民们没认出来这是大明星巩俐，还叮嘱扮演丈夫的刘佩琦：“你老婆肚子那么大了，要注意着点儿，别让她提重物，身子重要”。

　　刘恒看到巩俐这样，什么话都说不出口了，也从心里认可了她。

　　事隔多年，张艺谋还是觉得自己对不起刘恒，“当时片子都已经开始筹备了，有一天和主创们开会的时候，突然想到，要不做纪实风格吧？然后开始一通忙活，刘恒很无语：我这剧本岂不是白写了？很对不起刘恒，没有用他的成果”。

　　电影《秋菊打官司》描述在中国西北的小山村，农民庆来与村长发生冲突，被村长踢伤下体。庆来的妻子秋菊忍不下这口气，为了要个说法，带着六个月的身孕，踏上漫长的路去告状。她从乡里告到县里，又从县里告到市里，各级裁决都判定村长赔钱，可是村长一直不肯正式认错道歉。秋菊不服，再向市中级法院上诉。在除夕夜，秋菊难产，村长不计前嫌，组织村民连夜把秋菊送到医院，使秋菊顺利生产。秋菊以为她与村长之间的官司就此了结，不料市中级法院此时判决下来，村长因伤害罪被捕入狱。

　　张艺谋在这部电影里，改变以往风景写意的美学路线，以贴近真实生活的半纪录片方式，大量采用真正的农民演出，很多镜头采用偷拍方式完成，效果生动逼真，拍了一部带有纪实片风格的电影。后来，《秋菊打官司》获得第十六届百花奖最佳故事片奖，第十六届金鸡奖最佳故事片奖、最佳女主角奖、最佳摄影奖、最佳道具奖，第十二届香港电影金像奖十大最佳华语片奖和第四十九届意大利威尼斯国际电影节金狮奖、最佳女演员奖。

《金陵十三钗》的幕后故事

　　当刘恒再度与张艺谋合作《金陵十三钗》，时间已经是19年后。

　　《金陵十三钗》最早是严歌苓写的中篇小说，在《小说月报·原创版》2005年第6期上发表。2006年，严歌苓把小说的电影版权卖了出去。2007年，《十月》的编辑周晓枫刚被张艺谋选为文学策划，她向张艺谋推荐了这个小说。

上图：《金陵十三钗》剧照。

　　张艺谋说：“严歌苓的这个小说通过小女孩孟书娟的视点展开叙述，是一个艺术的突破点！让我想到一个定格的画面：通过教堂的彩色玻璃，一群花枝招展的女人走进教堂，这个是很独特的画面，它跟我所有过去看到的南京题材的电影都不同，我为这个独特镜头而激动。我觉得导演一生可能会拍很多故事，但是独特是他毕生希望追求的。”

　　后来，张艺谋从原版权购买者手上加价，重新买了小说的电影改编权，请刘恒出任电影的编剧。

　　虽然有严歌苓的小说作底子，但刘恒写剧本的过程，还是比较艰苦。第一稿，要按照张艺谋的要求，把小说中两个外国人合成一个，还要容纳张艺谋很多对小说颠覆性的想法，还原成一个电影。刘恒写出第一稿的时候，有个问题找不到答案：几个妓女，为什么会主动代替女学生去赴宴，牺牲自己？甚至最后他怀疑，南京到底有没有这样一个教堂，能容下这么多人？

　　而张艺谋回忆看到刘恒剧本初稿时的印象：“刘恒写得很艰苦，他是至今为止我唯一看到的一个作家，在写剧本前，往往会把电影里的人物，弄厚厚一本人物小传，每个人物都是有祖宗八代的历史，一个个都给他写出来，这个太厉害了。……当时我在忙北京奥运会开幕式，时间很紧张了，还是抽空跟刘恒谈两小时，给他提供一些可能性，希望他再写一稿。谈了一段时间之后，刘恒说好，那我静下心来再写一稿。”

　　第一稿剧本写完后，刘恒让张艺谋的助理帮他理出南京周围所有教堂的名录，他和夫人一起顺着长江边一家家去寻访，和教堂里的人聊天。“我逮着神父或牧师就聊，日本人来的时候你们教堂如何？教堂里有没有地窖？地窖有多大？小说里有一口井，我就让他们带我去井边看看……我始终在找一个现实的依据，最后才有了一些真实的感觉，找到了人物和情节的依据，觉得可以说服自己了。有些情节我也绕不过去，就扔给张艺谋处理了。”

　　写第二稿的时候，刘恒赶上了汶川地震。刘恒住的那个楼有30层，他住23层，楼突然晃得很厉害，后来他给家里电话，才知道发生了地震。晚上看新闻联播，说汶川地震了，新闻报道说出现了大量的死亡，大量的人被埋在废墟里面了。“地震造成的灾难，跟我写《金陵十三钗》建立了一种联系，我就突然发觉，那些中国女人在教堂里被围困，就像是被砸在地震废墟里了，都是要奋力在求生，这个感觉有了，故事的逻辑就全都通了。”

　　张艺谋看了刘恒交的剧本二稿，他很高兴。“因为我跟刘恒合作了两次，对他有一些了解，他的剧本前两稿最重要，他不是一个可以无休止地陪着导演摸下去的作家，他会很快就疲倦了，所以我就觉得第二稿一定要成。后来读到他的第二稿，我就很高兴，真见功力，我就觉得电影可以开始了，刘恒写出了许多电影中要的东西。”

　　考虑到电影和小说一样是女性视角，从13个金陵风尘女子传奇性的角度切入，表达一个救赎的主题，反映了崇高的人道主义。在刘恒二稿的剧本基础上，张艺谋邀请小说的作者严歌苓加入，当联合编剧。

　　张艺谋认为，“剧本是电影最重要的基础，花再大的力气、再长的时间，也不为过。好剧本的成型是需要漫长的时间的，需要不断的打磨。我以前的电影，往往要花很大的力气在剧本上，到我拍片的时候，往往精力已经用掉很多。这次刘恒的剧本给了我最有力量的一个支持，他的二稿完成后，我组织了很多次的讨论会、‘神仙会’，让文化精英们提意见，包括我自己也动笔，反复再去修改等等。这中间又过了好长时间，我又继续把刘恒、严歌苓叫回来，不断润色。再撂一阵子，又重新找十个人开会，提了八个主要意见，剧本又推翻了，呃，就这种事情太多了。最后的电影剧本，集合了两位作家和很多朋友的意见，所有的智慧都融汇在一起，基本上不分你我了”。

　　剧本弄好了，国家电影局也通过了审查，电影要拍的时候，又遇到另外的问题：“虽然我请了最好的英文编剧，歌苓也是可以进行英文写作的人，但实际上要把角色变成有血有肉的人，还要依赖演员的能力。”

　　2011年12月15日，电影《金陵十三钗》上映，克里斯蒂安·贝尔、倪妮、佟大为、张歆怡等联合主演，以抗日战争时期的南京大屠杀为背景，获得中国电影华表奖最佳故事片奖、第六届亚洲电影大奖和最佳编剧奖、第三届中国影协杯优秀电影剧本奖。

　　与小说原著相比，电影添了一条表现中国人浴血抗争、不屈不挠的故事线索，增加了不少的战争场面。刘恒的很多朋友，看完电影以后怀着激动的心情祝贺他。

上图：刘恒表示，《金陵十三钗》取得成功后，收到的祝贺短信和电话数这回最多。

　　“实事求是地讲，张艺谋的电影拍得非常好，至少比我的剧本要好，我无力克服的一些难点被他克服了。你感到触痛是对的，我周围有很多人落泪。我写了这么多剧本，收到的祝贺短信和电话数这回最多，比电影《集结号》的反应还强烈。”“我和严歌苓共同努力，制造了一个青涩的果子，只有经过了导演和整个团队的努力，演员现场发挥的智慧和幕后工作人员的智慧，这个果子才成熟了，最后瓜熟蒂落，有了集体共同创造的这个成果。”

给冯小刚写《集结号》

　　刘恒和冯小刚合作《集结号》，是北京市政协副主席张和平牵线介绍的。

　　作家杨金远在福建莆田家里吃晚饭时，从电视机里看到中央电视台《东方时空》的《百姓故事》里讲述一个在战争中幸存的老战士，一直在为牺牲的战友找到遗骸，以此证明他们不是失踪而是烈士。在解放战争的一场战役中，他的战友全部阵亡，只剩下负伤的他活了下来。因为怀念战友，他住到了军营附近，总是在军号吹响时在军营门口出现。他喜欢听军号的声音，这号声让他想起自己的激情岁月和死去的战友。

　　杨金远把这个老战士的故事改成了小说《官司》，刊登在2002年4月份的《福建文学》上。冯小刚看中了后，几经辗转联系上刘恒，请他当编剧。刘恒接下这部片子的原因有两个：一是他当过兵，战争题材已经诱惑他很久了；二是他觉得跟冯小刚合作有成功的把握，相信已进入艺术成熟期的自己，“能够把这件事做好”。

　　“冯小刚找我写这个的时候，我正在跟别的人谈另外一部电影。冯小刚在电话里说了半个小时，讲这个故事大概是什么样的。他说我买了一个小说的版权想把它改成剧本，他把小说的故事以及他大概的想法说了一遍，他一边说我脑子一边转，半个小时以后我说做，当时就定下来了。他在说的时候我脑子里往外蹦出一些画面，有的时候灵感是这么出来的。最后的实践证明，剧本里面一些主要的点就是在那半个小时里蹦出来的，这是非常重要的，完全无法解释。”刘恒回忆说。

　　看了小说以后，他对冯小刚说，这个小说有意思，但是改编电影存在一定难度。“第一，我们不讨论战争有没有意义——通常编剧拿到这个题材时会陷入的问题；第二，我们不讨论牺牲有没有价值。我就写一个故事：英雄受了委屈，一个英雄受了天大的委屈，唯有这条路才能让你的电影和观众见面。否则我收费很高，最后电影通过通不过和我没关系，但我收费很高的作品最后你们没通过，制片方蒙受损失对我来说也不是高兴的事。”

　　“一个英雄受了天大的委屈”，冯小刚觉得有意思。“我很同意刘恒的角度，怎么把委屈写出来？这个电影有个巨大的困难：战争片里，战争与和平，战争不难和平难。我希望刘恒能够写一个朴素、感人、真实感特别强的故事。”

　　刘恒去了军博找军事学者聊，聊完收获特别小，“他们还是跟我讲战役、军事思想，在那些研究者眼睛里，一场战役的指挥家是最重要的，不是前线作战的士兵，我更想知道战争期间士兵的心理状态”。后来，刘恒找了些老兵日记、书信、回忆录，搬回家阅读，收获特别大。

　　刘恒是一个一旦做事就力求完美的人，他为《集结号》写了3万字的主题分析，从战争、生命、人、尊严和牺牲共5个方面，弄透了关于这场战争的种种错综复杂；为主人公和主要人物写了详尽的个人小传；写出了6万字的剧本，照实拍出来的话长达4个小时。后来，人民文学出版社将这些内容结集成图书《集结号》出版。

　　在电影《集结号》里，刘恒写出了一个鲜活的人物：谷子地。写作过程当中，刘恒情绪不能自控大哭。“我这种写作状态，我爱人看到过，她非常恐惧，说你要再这么写，就要疯掉了！但是不这么写，怎么对得起这个笔？怎么对得起这个职业？其实不论是写小说还是写剧本，没有高低贵贱之分，这些文字都是写给自己的情书。”

　　看完剧本，当过兵的冯小刚就哭了：“我第一次看剧本时，非常激动，有很多地方我知道我要和刘恒谈，但剧本中至少有三处让我非常感动，让我在夜里哭得泪眼模糊，最后只能放下剧本平静一会儿，再接着看。”谷子地到了墓地，其他人劝他说：“别找了，大哥，这全是无名烈士，一个人名没有。”谷子地眼睛不好，贴着碑看，看后直起腰来，很平静地说：“爹妈都给起了名儿了，怎么都成了没名儿的孩子。”

　　谷子地的主演张涵予看刘恒剧本的时候，蹲在冯小刚的工作室墙角哭。冯小刚进屋和张涵予讨论剧本的时候，看到他赶紧把身体扭过去了，冯小刚轻轻退出房间赶紧把门关上了。“我觉得一个剧本能做到这样，电影拍出来一定能得到观众支持。”

　　拍摄过程中，因为主人公谷子地的结局，刘恒与冯小刚发生了分歧，刘恒赶到了拍摄现场。在电影的最高潮处，谷子地终于在历经磨难之后，完成了对当年牺牲的战友们的挖掘和悼念——演员演到这里时，由于敬业和认真，已经完全融入戏中，强烈要求重新设置情节，让人物“死”在煤堆旁的小屋里。现场拍戏的制作团队，也都觉得这样的结局比原剧本更悲壮更感染人，冯小刚就给刘恒打电话。刘恒一听就急了，在电话里连嚷：“不能死！”为什么呢？他说，因为他的战友都死了，他必须替他们活着！否则，会在观众心里造成巨大的空缺和不适，从情节逻辑来看也不妥当。后来，冯小刚被刘恒说服，接受了刘恒的建议。

　　电影《集结号》上映后，让刘恒非常满意，票房破3亿，连获第十三届中国电影华表奖优秀故事片奖、优秀导演奖、优秀男演员奖、优秀电影音乐奖，第二十七届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故事片奖、最佳导演奖，中国大众电影百花奖最佳故事片奖、最佳导演奖、最佳男主角奖、最佳男配角奖，第四十五届台湾电影金马奖最佳男主角奖，第二十八届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亚洲影片奖。

一直都想过一把“导演瘾”

　　2000年开始，刘恒到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进修一年。从前期准备、拍摄现场的控制、预算、剪辑、制作，什么课程都学。本来想完整学习一年，后来因为工作太紧张，只学了半年，上了一学期课程。

　　为什么想当导演？刘恒说：“我一直都想过一把‘导演瘾’，年轻的时候迷上写作，最先干的事儿是写诗和写电影剧本，最后才是写小说。虽然以写小说成名，对电影的迷恋却始终不减。写小说不过瘾就写剧本，写剧本还是不过瘾，怎么办呢？只好做导演了。一直怕出丑，瞻前顾后，到后来快60岁了，终于觉得不做不行了，但精力不够了，我后悔动手有点儿晚，早点儿跳下来就好了，赌一把！如果早20年投身进来，会有不同的结果吧。”“作家和导演有一点是相通的，那就是他们都必须有丰富的想象力。我之所以对导演这件事抱有浓厚的兴趣，一是我对影像艺术一直很好奇；二是希望靠这种手段使我的想象力插上翅膀。当导演的结局无非是两种，要么跌得鼻青脸肿，要么真的飞起来。”

　　在正式当导演之前，刘恒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他的试验品是自己发表在《北京文学》杂志上的小说《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来源于个人真实的生活经历，写透了小人物“活着”的酸甜苦辣。“我生活在北京西单灵境胡同里，在6平方米自己盖的小棚子里结的婚。那个小房子原来位置上种了一棵葡萄，为了盖这个小屋只能把葡萄砍掉，然后在地面上铺一层水泥。没想到过了一段时间，葡萄居然发芽从水泥下面拱出来了。”

上图：《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是小人物“活着”的酸甜苦辣。

　　当时的小屋，纸糊的顶棚，白灰抹的墙壁，除了一张双人床，还有一个火炉子，一个小桌子。《北京文学》编辑部里的同事朋友们来给他贺婚道喜，除了主编跟一对新婚夫妇坐在屋里的双人床上，就再也没有位子了，其他人都只能站在窗户外面。

　　观众常因张大民幽默的台词而乐不可支，但刘恒当时创作的状态，正值炎夏，汗流浃背。在分析“张大民”为什么招人喜欢时，刘恒说：“‘张大民’是我理想中的一个代表人物。我写这个小说，就是要把‘张大民’在精神上写成一个很高明的人。他忍耐生活困难，承受生活压力的能力超越了一般的人，至少在我表现他的时候还有某种理想主义的色彩，一个再幽默的人也有爆发、走极端的时候，而我给‘张大民’赋予了很高的‘段位’，我让他就这么忍耐，寻找机会。自己给自己找乐子，同情自己同时更同情别人，为自己寻找生活出路，同时也照顾到周围的亲人。这个人物是我非常疼爱的，他就像我的兄弟一样。”

　　《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先后被导演杨亚洲、安战军看上，分别改编成两部电影《没事偷着乐》、《美丽的家》。再后来，导演沈好放也看中这个小说，拍摄成20集电视剧《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不管电影还是电视剧，编剧都是刘恒。

　　刘恒精准老练的平民派语言功底，早年留学东京、深受小津安二郎生活叙事影响的沈好放，以及大量采“人艺班底”的演员阵容，决定了最终呈现的品质。这几部“张大民”相关影视剧，到现在都是豆瓣的高分作品。

　　一个中篇小说，三个作品的影视化，让刘恒得到了影视圈和社会的认可。

导演是个考验人的活

　　刘恒正式导演兼编剧的第一个作品，是40集电视剧《少年天子》，根据作家凌力1987年同名小说改编，原著小说曾经获得第三届茅盾文学奖。

　　《少年天子》的故事讲述面临明、清鼎革之际的严峻局面，顺治希望励精图治，但不断受到朝廷保守势力的阻挠，最终以政治上的失败、爱情的幻灭，走完了他短暂的一生。

　　凌力是北京文联的专业作家，和刘恒算是老同事。“我非常放心地把我的作品交给刘恒来改编，是因为我相信他的艺术感觉和艺术眼光。之前我曾看过他的文学作品也看过他的影视作品，觉得他在这方面还是比较成熟、认真，艺术感觉很好。”

　　这一次，刘恒花了一年多时间，做了大量的案头工作。多年的影视剧创作，刘恒觉得没有比导演更接近于小说家的行当了，只不过小说家是用笔讲故事，导演是用镜头讲故事。随着他这些年对影视剧工作流程的了解，对技术设备的了解，投资等各方面的资源也不缺乏，他想自己来掌控自己的项目，直接去表达自己的想法和思考。

上图：《少年天子》里，孝庄渴望将顺治改造为自己满意的君主，可她高压式的管教和凌厉的手段，令顺治敏感多疑、自卑要强。

　　刘恒做《少年天子》总导演，是一个虚实结合的过程。现场拍摄的工作，他找了4位执行导演，他不需要亲力亲为，但他自己会每天看毛片提意见。电视剧的整个后期制作阶段，主导了剪辑、配乐、混录、定稿。

　　“古装历史剧有几种，戏说剧偏重娱乐，大都是喜剧。这部戏是悲剧，是让人难受的。秘史剧大都是情节剧，但这部戏重在塑造人物，情节是为人物服务的。历史正剧一般来说都是政治剧，着眼于帝王功绩和针砭时弊。而《少年天子》这部戏把这些方向和选择都绕开了，它讲的是清初的顺治皇帝处处受到掣肘的悲剧人生。”

　　电视剧《少年天子》以顺治皇帝的一生做轴，但既没有歌颂顺治的文治武功，也没有给他的母亲孝庄唱高调，而是写了这位少年天子和他的娘家人“作了又作”的事迹。少年顺治没有政治家的心狠手辣，又希望别人都对自己服服帖帖，娶了贵族的姑娘嫌人家傲慢，冲动涌上心头，找来身份低微的少女发泄，后来又嫌别人没文化，活生生演绎出中国式的傲慢与偏见。而孝庄渴望将顺治改造为自己满意的君主——一位真正有能力掌控大清江山的皇帝，可也正是她高压式的管教和凌厉的手段令顺治敏感多疑、自卑要强。

　　刘恒说：“我只想传达我的世界观，比如对死亡、暴力的看法。我对清宫戏新路子的说法不感兴趣。我的目的是探讨生命的意义，并为此喜悦或哀伤。《少年天子》能够创作出一些和以往的历史剧不同的地方，说到影视作品的时候，通常强调它的娱乐性，我希望通过这部作品加入一些知识性的东西，在娱乐性的基础上尽可能纳入一些严肃性的思想表达。凡是看片子落泪的地方，都是我写剧本时落泪的地方，无一例外。我和演员彼此感谢的原因就在这里。电视剧中几位主人公的离世最让人哀伤。顺治和静妃分手的戏，还有静妃和谨贵人分手的戏，不光让人难过，还让我震惊。我相信，最直接作用于观众的，是演员表演的魅力。编剧和导演的首要任务是让这种魅力焕发出来。否则一切无从谈起。”

　　刘恒写剧本的一个特点，台词量很大。《少年天子》刚开拍不久，刘恒看当天拍的素材，发现演员的台词速度很慢，怀疑演员拿到剧本后没有工夫背台词，要说得慢才能顺下来，但这样一来，影响了戏剧节奏。一个演员说七八句后，下个演员才接话，观众看着会很难受。刘恒要求演员的台词速度加快一倍，演员后来都下功夫背台词，问题就解决了。

　　《少年天子》拍完的时候，正好赶上“非典”，剧组都散伙回家了，而刘恒则戴着个大口罩，在中央电视台的一个大楼里忙活剪片子。“工作真是高兴啊，特别高兴！就觉得好像一大堆词汇，形容词、动词、名词在那儿堆着随你挑。编一个句子，一个段落，一个章节，一直向下编，真是乐趣无穷。我觉得那个时候只要精力够的话，就恨不得一直坐在那儿，不编完不走。最后往里加音效的时候，仍然有那种感觉，真是好玩！跟写小说，坐在写字台前搜肠刮肚地找词一模一样。有书写的快感，叙述的快感，我觉得这就是导演工作的性质，导演是影视视觉艺术最终的且是直接的书写者。”

　　和电视剧《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相比，《少年天子》的社会反映有些平淡，没有轰动效果。但是，时至今日，《少年天子》在豆瓣和哔哩哔哩网站上都是高分，有一部分年轻人痴迷追捧，反复观看。这多少给了刘恒一些安慰，但不能让他满意。“《少年天子》我下功夫很大，里面我塞了好多私货，电视剧里有许多关于专制和自由的矛盾，关于长辈和晚辈的矛盾，还有关于生和死的一些思考，但是大部分传递不出去。电视剧播出以后，社会的反映，比我设想的要差得远了。大概一般人觉得太闷，看不进去。我好心好意做了很精美的食物端上桌，人家不吃，拂袖而去。”

　　“我对影视的表达有某种期待，我曾经怀有某种浪漫主义想法，觉得我隐匿的思想，思想的成果，可以借助影视这种大众化的手段，传达到更远的地方，深入到更深的地方，能够产生比我的小说产生更有效的影响。我以前是怀着这种目的，介入影视剧创作的。《少年天子》播出之后，我发觉我过于乐观了。结果，收视率一般，在圈里口碑很好，尤其是学影视制作的那些小孩儿，有好多人都非常喜欢。但，仅此而已了。现在影视市场的现实是：你把哲学运过去了，人家不需要哲学，人家要的是娱乐，人家要的是最基本的一个消遣，分散注意力能够引起快感的东西。而你在运载一种自以为深沉、自以为永恒的东西，运到了之后，没有人要，成为废品，所有的这些努力没有效果。”

　　《少年天子》之后，刘恒暂别电视剧创作，把所有的精力放在了电影创作上。“我还想当一回电影导演，手上有很多项目，有别人的作品，也有我自己的小说。希望用不多的资本，用一个好的阵容，把一个小故事展现出来。做不做得成功，可能最终也将是上帝之手安排。到我这个年龄，就是要搞好平衡，最想做的那个事情，要抓紧时间做，再不抓紧时间做，年龄就过去了，时间就不饶人了，没有机会做了。”（特约记者 张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