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蒙年代的诗与小说

　　始于1917年的中国文学革命，是新文化运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1917年1月，胡适在《新青年》2卷5号发表《文学改良刍议》，在此文中，胡适提出“文言合一”，“白话文学为中国文学之正宗”，标志着中国文学思维方式与表达方式的同时转换。陈独秀称赞胡适是“首举义旗的急先锋”，郑振铎评价此文是“五四文学革命的一个发难的信号”。

上图：胡适。

　　同年2月号《新青年》上，陈独秀发表了措辞强烈的《文学革命论》，表明了更坚定的文学革命的立场，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中国文学的面貌，开始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100年前的1922年，是中国文学从文言文时代向白话文时代转变的重要一年。在这一年里，文学观念的变革以及新诗、现代小说的创作实绩都层出不穷。

“新青年派”与“学衡派”的论战

　　上世纪20年代，新文化运动的激流声势浩大，但此时，旧文学的观念仍根深蒂固。

　　1922年，发生了“新青年派”与“学衡派”的论辩。1922年1月，《学衡》杂志在上海中华书局出版。这是南京东南大学一些教授办的刊物。主编是英语系教授吴宓，“学衡杂志社”那块白底黑字的招牌，就是挂在他寓所的门前。重要同仁有英文系主任梅光迪和生物系主任胡先骕等人。刊物的宗旨，《学衡杂志简章》上写明是“论究学术，阐求真理，昌明国粹，融化新知。以中正之眼光，行批评之职事”。“简章”还声称：“本杂志于国学则立以切实之工夫，为精确之研究，然后整理而条析之，明其源流，着其旨要，以见吾国文化，有可与日月争光之价值。”可见这是一本以极鲜明的态度反对新文化运动的刊物，“学衡派”也因而得名。

上图：“学衡派”的重要成员吴宓。

　　“学衡派”的梅光迪、胡先骕、吴宓都曾留学美国，多受当时带保守和清教色彩的新人文主义的影响。虽然他们也是留洋派，接受了西风的洗礼，但他们的思想却表现出和晚清遗老们一样的保守，也因此，“学衡派”这样的文化保守主义者对五四新文化与新文学运动的激进行为甚为反感。于是，梅光迪写了《评提倡新文化者》，吴宓写了《论新文化运动》，胡先骕有《评〈尝试集〉》，对新文化运动与新文学发表了激烈的批评，目的是要维持传统文化，同时也反对包括文学革命在内的一切急剧的社会变革，宣传复古，否定革命。

　　从现在的眼光来看，他们的主张当然有其一定的合理性，对中国传统文化当然不能一概抹杀，但在当时的时代语境中，却多少有些学究气，并且站到时代主潮的对立面上去了。

　　1922年2月4日 《晨报副刊》第三版刊出署名式芬 (即周作人) 的《〈评尝试集〉匡谬》一文。该文列举“学衡派”胡先骕攻击新文化运动的《评〈尝试集〉》中四个论点，逐个加以批驳。鲁迅则撰写了著名的文章《估〈学衡〉》。鲁迅以周作人的文章为着笔点，进一步对“学衡派”的主张加以批判。在鲁迅看来，《学衡》自称为量学的“秤”，而本身的秤星尚且未曾钉好，更何论于他所“衡”的轻重的是非，所以，是值不得与他们较准的，“只要估一估就明白了”。因此，鲁迅所选择的批判《学衡》的角度，就不再是式芬式的理论辩驳，而是戳穿其主张与作文实践之间的深刻矛盾的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方式。

上图：《学衡》杂志。

　　《学衡》于1933年7月停刊，以“学衡派”所代表的复古主义也在新文化的启蒙浪潮之中落下了帷幕。

　　1920年，胡适出版《尝试集》，开中国新诗之先河。

　　一年之后，郭沫若紧随其后，出版了诗集《女神》，书中洋溢着强烈的浪漫主义气息，《女神》是中国新诗的奠基之作，郭沫若也因而成为中国新诗的重要奠基人之一。那种狂飙突进的精神激励了无数诗人开始新诗的创作。

上图：1926年春郭沫若与创造社同仁摄于广州，左起王独清、郭沫若、郁达夫、成仿吾。

　　1922年，叶圣陶、刘延陵、朱自清等以“中国新诗社”名义创办第一个新诗刊物《诗》月刊。

　　1922年成立的浅草社办有《浅草》季刊，并在上海《民国日报》副刊中出过《文艺旬刊》，其骨干成员又于1929年秋组成沉钟社，办有《沉钟》周刊、半月刊，致力于介绍外国文学；特别是德国浪漫主义文学；创作方面则有冯至的诗歌，林如稷、陈炜谟、陈翔鹤的小说，多抒写知识青年苦闷的生活和忧郁的情感，富于感伤的色彩。

　　此外还有以写作爱情诗闻名的湖畔诗社，成员有应修人、潘漠华、冯雪峰、汪静之四人，1922年4月出版的他们的诗歌合集《湖畔》和后来的一些诗作，很能代表五四所唤起的一代新人的纯真与热情。

　　汪静之的诗集《蕙的风》1922年初版，在全国掀起巨大反响。鲁迅很赏识他的诗作，并对其作品给予较高的评价，曾亲自为他修改作品，多次给他教诲和鼓励。

上图：湖畔诗社成员（左起）汪静之、潘漠华、冯雪峰，1922年摄于杭州。

　　湖畔诗社中最著名的，得说是鲁迅的挚友冯雪峰。1931年，冯雪峰任“左联”党团书记，与鲁迅关系密切。之后他主要以文艺理论家、批评家的身份出现，很多人不记得了，他首先是个诗人。

　　1921年，他开始写作新诗，加入晨光社。发表作品《到省议会旁听》《小诗》。1922年他与应修人、潘漠华、汪静之以“湖畔诗社”的名义合集出版诗集《湖畔》，内收雪峰的诗17首，并加入明天社。1923年，他的诗集《春的歌集》出版，内收冯雪峰所作新诗11首。

上图：诗集《湖畔》。

　　1976年1月31日，冯雪峰去世，终年73岁。在此之前，1933年5月14日，应修人到虹口昆山花园路丁玲寓所联系工作，这时丁玲已因叛徒出卖而被捕，应修人被把守在楼梯口的特务发觉，他英勇地徒手与特务们展开激烈搏斗，不幸坠楼牺牲，时年34岁。而潘漠华1933年12月被捕（时任中共天津市委宣传部部长），1934年12月在狱中的绝食斗争中牺牲，年仅32岁。四人中活得最久的是汪静之，1996年去世，终年94岁。

创造社与中国现代文学第一部长篇小说《冲击期化石》

　　1921年7月，郭沫若、郁达夫、成仿吾、张资平等留日学生在日本东京发起成立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上非常重要的文学团体创造社，目的是在“打破社会因袭，主张艺术独立，愿与天下之无名作家，共兴起而造成中国未来之国民文学”。经郭沫若、郁达夫回国筹办，1921年九十月间出版创造社丛书，包括郭沫若的《女神》、朱谦之的《革命哲学》和郁达夫的《沉沦》，深受青年读者欢迎。

　　创造社以其独特的文学主张和锋芒毕露的文学活动，成为五四以后新文学一支生力军，特别在文学青年中激起强烈共鸣。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创造社主要成员大部分倾向革命或从事革命实际工作。随后，表现出“转换方向”的态势，并有新从日本回国的李初梨、冯乃超、彭康、朱镜我等思想激进的年轻一代参加，遂发展而为后期创造社。后期创造社与太阳社一起大力倡导无产阶级革命文学。

　　在早期创造社，张资平是主要撰稿者，郭沫若说：“这些文章中以张资平的为最好。”张资平擅写小说，人物生动，故事曲折，是20世纪30年代初我国红极一时的作家之一，他特别喜欢写爱情故事，当时中国社会刚经历五四，新风袭来，但传统压力仍在，青年人渴望自由恋爱，张资平的小说满足了市井阶层的趣味。

　　张资平的小说《飞絮》“人手一册，行销巨万”，非常畅销，此后《苔莉》《最后的幸福》《蔻拉梭》等均畅销，成了创造社的摇钱树，但创造社运营不畅，长期拖欠其版税，多至三千元。

　　张资平是创造社中最多产的一位作家，他的作品有众多的读者，在文坛上影响深远。著名作家张爱玲自己就曾明确说过，她曾迷恋于张资平的小说并深受其影响。在当时上海滩，贵妇人在闲聊时以手捧张资平的恋爱小说和张爱玲反映市民生活的散文为时髦。

　　张资平生于1893年，广东梅县人，幼年家境贫寒，11岁时进了只收3元书费的教会学堂，15岁时通过官费留日生考试。当时仅收20人，报名者逾千，每个考生需交2元报名费，令张资平倍感踌躇，在友人鼓励下，居然一试成功。

　　到日本后，张资平与郭沫若、郁达夫先在东京第一高等学校预科学习，张资平说那时候郭沫若“头发剃得光光，脸色苍白，态度有几分高慢而又常作豪笑”，故两人极少往来，后张资平与同学争论诺贝尔奖话题，相执不下，郭沫若几句话，令双方心悦诚服，从此两人成为好友。张资平学习刻苦，从未在晚12点前睡觉，后考入日本东京帝国大学地质专业。

　　1918年，张资平为抗议段祺瑞政府与日本签订辱国条约，与一批留日生返沪，见无反响，只好又回日本，郭沫若找他打听国内情况，张资平说“中国真没有一部可读的杂志”，郭深以为然，提议不如自己办个杂志，所以创造社办杂志，张资平、郭沫若是最早谋划者。不久郁达夫、成仿吾亦加入进来，成为创造社的“四大金刚”。

　　1922年2月，张资平创作了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也是我国现代文学史上的第一部长篇白话小说《冲击期化石》。

上图：张资平的《冲击期化石》，被认为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部长篇小说。

　　五四时期的文化启蒙运动使小说这个古老的文学样式在华夏大地上从“稗官野史”升级到与诗文同等甚至更重要的地位，从茶余饭后的消遣娱乐变为作家和读者表现人生、看取社会的重要手段，在语言与形式上也经历了由文言章回体到现代形态的蜕变。

　　自20世纪20年代始，在白话短篇小说发展兴盛的基础上，长篇小说也孕育萌芽。自张资平的这本《冲击期化石》之后，30年代达到创作的高峰，出现了巴金、老舍、茅盾、张恨水、李劼人等重要作家和以《家》《骆驼祥子》《子夜》《金粉世家》《死水微澜》为代表的重要作品，立体深刻地反映了中国当时的社会生活和国民的生存状态，成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经典篇章。

　　而张资平的这本《冲击期化石》也因为开风气之先，而被人们所记住。记者 何映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