雪山大地上的精神高度

　　2023年8月11日，作家杨志军的长篇小说《雪山大地》荣获第十一届茅盾文学奖，在五位得奖作家中，他的得票数排名第一。

　　8月17日下午，记者在上海徐汇区青松城大酒店见到了刚刚获奖的作家杨志军。1955年出生的他，今年已经68岁，与莫言同龄，这个奖项，对他来说，是迟来的肯定。谈到获得茅奖，他也很激动：“茅盾文学奖是中国长篇小说创作的最高奖，对我来说，这是一种总结，是一种激励。我写作差不多有40年，在这40年漫长的旅途中，给了我这样一个奖项，也是对我的创作的认同。因为我还在走，还在写，突然发现我的标准要高了，你要追求的更饱满、更丰富了。我希望我以后能写出更优秀的作品。”

　　1976年，杨志军进入青海日报社当记者，很长一段时间，他常驻草原，与草原藏族牧民、草原灵犬藏獒共同经历荒蛮而温暖的草原生活，获得深厚真实的荒原体验。至1995年离开青海定居青岛，他在青海生活了整整40年。这里有他所有的童年和青春，有他的故乡和根，所以他愿意用充满感情的笔触来书写这片土地。

上图：作家杨志军。

　　这本《雪山大地》他想献给他的父辈，那些为建设青海做出贡献的人们。《雪山大地》将青海藏族牧区几十年来在党和政府领导下发生的改天换地，当地藏汉民众生产生活方式、身份地位及价值观的沧桑巨变，以“父亲母亲”为代表的三代人在这片土地上耕耘建设鞠躬尽瘁的日日夜夜展现在读者面前，同时体现了民族团结进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思想与价值追求。

　　在一个追求物质利益的时代，杨志军认为缺少的恰恰是精神，缺失的是做人的标准。他说：“首先，这是精神追求。文学并不是说大家需要什么，我就去写什么。这是次要的问题。大家都去追求金钱，那么你是不是也去追求金钱？不是这个时代泛滥什么，我就去写小说，而是这个时代缺少什么，我去写什么。这才是文学的追求。”

　　他希望用《雪山大地》这样一部小说，重新举起精神的大旗，为他的父辈立传，也是为当今时代的人们树立一种榜样，一种精神的高度。

上图：杨志军获得第十一届茅盾文学奖作品《雪山大地》。

专写荒原的作家

　　《新民周刊》：40岁之前，都在青海生活，1976年，你到《青海日报》当记者，在草原上骑着马采访、报道，这段生活经历是怎么样的？

　　杨志军：我的青少年时代在青海，上大学在青海，除了当兵几年在陕西，其它时间都在青海度过。1976年，我到《青海日报》当记者，中间又去上大学，是恢复高考之后的第一届大学生。（然后）又回到《青海日报》当记者，一直到1995年去青岛，才离开青海。我在青海40年，在《青海日报》我也呆了有十几年。

　　这么多年的生活，我对青海特别有感情。这是我的故乡。我在这里度过了童年、少年和青年时代，青海是我的根。我对土地的依附，对生命的依附，对肉体的依附，亲情、朋友、单位……它对你的塑造，你对它的依赖，共同成为了今天的我。

　　后来我开始写作，更加注重故乡对我的影响，也在更加有意识地培养这种感情，培养对它的发现。

　　《新民周刊》：最初开始创作的作品是对当地环境的忧虑和思考？

　　杨志军：是的。当时文学界都在反思历史，流行的是“伤痕文学”，但我关注的却是生态。我应该是我们国内比较早开始写生态小说的。当时很少有人关心生态。我当记者，对当地比较了解，也喜欢在草原上跑。

　　牧区唯一的科学家是兽医站的畜牧兽医，他们是牧区比较常见的科技工作者。他们跟我说，这种草原来在什么地方，这种草现在越来越少了。很直观地，我可以看到草原上沙化的程度，越来越严重了。

　　有一次，我到道班采访的时候，和藏族工人一起喝酒，就看到门外有一片草原。可是第二天我醒来，惊奇地发现，这片草原不见了，变成了一块沙包。

　　我想，是不是我昨天记错了？不会啊，我又没喝醉，怎么可能记错呢？

　　后来他们告诉我，这个沙包是飞来的。沙化不是我们想象中的一点一点蚕食，起风了以后，沙包上的沙子被风吹到天上，然后降落到一个地方，形成另一个沙包，并且向外蔓延。速度非常快，这种情况是特别可怕的。

　　所以我当时对青海湖周边的环境非常忧虑，我当时写的长篇小说《环湖崩溃》就是写生态的忧患。

　　《新民周刊》：《海昨天退去》当年获得全国文学新人奖，这是你获得的第一个文学奖吗？

　　杨志军：对，当时《文汇报》举办了一个全国文学奖，长篇小说、中篇小说、短篇小说、报告文学等各选一个作家作品获奖，我的小长篇《海昨天退去》就获奖了，对我当时的写作是很大的鼓励。

　　《新民周刊》：有人称你是“荒原作家”，你是否认同这种称谓？

　　杨志军：我当时出小说集的时候，有人就说，你怎么写的都是荒原故事。我写的小说，99%都跟荒原有关。

　　这虽然是出版社给我贴的标签，我也认同这种称谓，我的写作关注的，确实是荒原上发生的人与事。

上图：青年时的杨志军在拍摄采访。

理想与精神

　　《新民周刊》：后来你写了《藏獒》三部曲，因为成为畅销书而成为你之前最受关注的作品，写藏獒其实不仅仅是写动物，更多的是为了反映人性？

　　杨志军：那时候，我是有感于当时社会上“狼文化”盛行，利益纷争的时代，如果作家还要去推崇弱肉强食的价值观，那文学就失去意义了。文学本来应该推崇真善美的，不是说利益纷争的年代，文学就该推崇弱肉强食，恰恰相反，文学要看到利益纷争的背后，人性的堕落。所以我觉得文学的责任是提醒人们，在这种时候，我们应该把道德标准提高。现在大家都在拼命为自己、为自己的集团争夺利益，这时候，更需要道德的考量。人，不能迷失方向！

　　所以那时候我写《藏獒》，就是想通过《藏獒》，来弘扬一种被人们遗忘、丢失的道德价值。人性本身并非本善，也非本恶。你要挖掘它的恶，恶就出来了，挖掘它的善，善就出来了。我们只要向善的方向去努力，人性就是善的，如果你认为弱肉强食是天经地义的事，去往那个方向发展、努力，那你的人性就是恶的。基于这种想法，我就写《藏獒》。

　　后来我又写了《伏藏》。写这本书，我的一个重要观念是：人最根本的是信仰，而信仰的起点和终极目标，就是一个字：爱。在《伏藏》中，我以仓央嘉措的情歌为线索，也是延续《藏獒》的思考。

　　《新民周刊》：谈到这本刚刚获得茅奖的《雪山大地》，写这本书是为了纪念你的父辈，也是在歌颂一种人的高贵的精神，是这样的吗？

　　杨志军：就拿我们耳熟能详的大师来说，他们并不是把小说写得多么精到，他们始终在传达他们的理想。托尔斯泰在传达他的理想，但丁在传达他的理想，雨果也在传达他的理想——人的信仰的标准。出色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关注的，永远不是批判，而是建树。托尔斯泰最后建树了什么？建树了托尔斯泰主义：博爱、向善。好像很简单嘛，可是就为这么一个简单的东西，我们得付出多少？我们得走多少弯路？我们得写多少书来论证它？人类本身来说是很简单的，我们如果没有丢失原来就具有的本色，我们就能很简单但是又很饱满、很丰富地活下去。如果我们丢失了这些底色，乱七八糟的色彩就都来了，我们该怎么办？我这些年一直在思考的都是这方面的问题。

　　《雪山大地》我就是想竖起一根人的标杆。我曾经说，我们不仅要有人的理想，还要做一个理想的人。理想的人是个怎么样的人？我作为一个写作者，这是我反复在思考的问题。恰好我有这方面的积累，理想的人的标准在我的心目中是有的，我见过的。那么多我的父辈都在做理想的人，我为什么不能写出来？《雪山大地》最重要的，还是对人的描写。青藏高原是这些人成长和走向生命里程的起点，也是他们的终点。在这个漫长的过程中，他们是怎么用人的标准一步一步走向他们的境界？到了我们这个时代，这种境界已经成了高不可攀的标准。《雪山大地》也可以说是我们国家发展历史的一个缩影——从1949年建国到现在。因为人，不是抽象的、真空的，而是在漫长的人生的历程中，不断地付出，不断地奉献，不断地得到。这些过程中的坎坷和经历，一些思考、焦虑、喜怒哀乐、家庭、婚姻，都成为书写的对象。

上图：杨志军在柴达木盆地。

　　我既然写的是青藏高原，那就必须是属于青藏高原本色的东西。人的本色也属于青藏高原的。生活的本色也属于青藏高原的。我在书里写到的家庭是一家汉族人和一家藏族人，写民族之间的交融，这不仅仅是种民族团结，还有民族之间的亲情与爱。两家都成为一家人了。这种交融在别处未必有多重要，但是在青藏高原的多民族地区，太重要了。所以我写了汉藏之间亲密无间的关系。来自青藏高原少数民族地区的写作者，对这个问题肯定是有很多思考的。我觉得我这本书谈到的问题，对我们的后代还是有启发的。

　　在青藏高原，藏族人是主体，汉族人反而成为了少数民族。所以在这里，是藏族人照顾汉族人，而不是反过来。你到人家藏族人家里去，住在他们的帐篷里，吃他们的糌粑、酥油，他们拿出最好的东西来招待你。他们本来没有什么理由一定要那样好吃好喝地招待你，但你要知道，草原如此辽阔，人们都住得很分散，骑马要走上半天，才能见到人，所以人们见到客人，都很亲切，不管是他认识还是不认识的。到我们家里来吧，把他们最好的东西拿出来招待你。而你吃完就走人了，可能一辈子都不能再与他们见面。这种情况就特别多。它呈现是一种美好、淳朴的东西。这种淳朴的东西，以前有，现在也有，但是随着现代化的进程，物质文明越来越丰富之后，可能会削弱。我觉得我有必要把它们都呈现出来，告诉人们，我们曾经是这样的。其实有很多值得留恋的事物，小说其实就是怀旧，记录历史的一个过程吧。我想通过生活的描写，来达到我自己对文学的追求。一定是精神的追求，而不是其它的。

　　《新民周刊》：你的父母都是上世纪50年代支援青海的建设者，《雪山大地》中有他们的真实故事吗？

　　杨志军：有。我父亲也是一个记者，解放前他是西北大学的一个知识分子，从1949年开始，他参与创办《青海日报》，1949年的时候，柴达木盆地到处都是土匪。而且，没有路，现在都有高速公路了，可是当时刚解放，百废待兴。那怎么办呢？你就得骑着马、骑着骆驼，让当地的藏族人给你当向导，他们带你进去。

　　在小说里，我没有把他写成记者，他的身份是畜牧兽医专业的毕业生，先是当了畜牧兽医站的站长，后来当上了副县长，后来又去当了学校校长，创办了草原上的第一所学校。过去草原上没有教育，只有寺院里的喇嘛识字，你要想识字，就必须要当小喇嘛，你才有资格去学习。一般的牧民不识字，也没必要去识字嘛。数数的话，结绳而记。所以在藏族人的观念里，文字和经文一样神圣。因为在当时的草原上，只要是文字，就是佛经。只要是文字，他就觉得神圣得不得了。我父亲要去办第一所学校，那怎么办呢？没有房子，没有黑板，没有粉笔，啥都没有，连学生都没有。你得把牧民的孩子叫来学习吧？这个工作太艰难了。他们认为，我孩子是要牧牛牧羊的，为什么要去读书？读书有什么用？后来他们知道了，学文字和学经是一样的。我的孩子以后也可能像个有名望的人那样活着。我父亲就告诉他们，这些孩子以后可以成为公家人。牧民一想，公家人是很厉害的。那孩子赶紧去学习吧。那是草原上第一批知识分子。后来又联系到西宁的学校，让他们上寄宿高中。毕业之后，他们回来都是干部了。因为草原上文化人很少。这一代的干部就慢慢成长起来。所以这不仅仅是教育问题，还培养了一大批干部，为草原的发展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在很多岗位上，他们都能和时代同步，你不和时代保持同步是不行的。

　　在小说中，我写到了我的母亲又办草原上的第一所医院，牧区是没有医院的，靠寺院里的密宗藏医给牧民看病。藏医的条件很有限，一些普通的手术，他们都做不了。在现实中，我的母亲也是一名医生，只是小说中的母亲，是许许多多的大夫形象综合在一起的。她去给麻风病人看病。过去遇到麻风病人，就把他们隔离在一座你出不来的山坳里头。你就自生自灭吧。她作为医生她很清楚，麻风病虽然是种很可怕的疾病，但是能看好。麻风病作为一种传染病，不是通过呼吸传染，而是通过血液传染的。她就把所有的麻风病人集中起来，办了第一家麻风病医疗所。最后她自己不幸感染了麻风病，但最后，也不是麻风病导致她的死亡的，而是高原缺氧。她虽然是麻风病人，但还要给病人看病。本身就有病，免疫力下降，再加上工作操劳，在高原上，心肺就受不了了。

上图：杨志军在采访牧民。

　　我父亲也是，在工作的路上，突然就不行了。坐在那儿，喘了几口气，说了几句话就死了，之前没有什么症状。这种情况在高原上是很常见的。比如两个人下棋，一个人将军，一激动，人就没了。高原上就是这么残酷。为什么青藏线建起来之后，死了那么多人。青藏公路看上去比较平坦，和艰险的川藏公路比起来是比较平坦的，可是青藏公路海拔高啊。在行驶的过程中，你的身体可能就不适应了。高原反应是很残酷的。小说里我写到的这些，都是真实发生过的事，我只是比较现实主义地把它表达出来。

我的两个故乡

　　《新民周刊》：1995年怎么会离开青海定居青岛的？

　　杨志军：因为当时青岛那边要办一张报纸，恰好需要一个既懂文学，又会新闻的负责人。我在《青海日报》当了很多年的记者，这是我的新闻底子，我又在搞创作，又有文学的底子。所以我是比较合适的对象，我就想去试试看吧。那时候我40周岁，我就带了一群年轻人，把这份报纸办起来。

　　这些年轻人都是从社会上招聘来的，并没有多少新闻工作的经验。干了半年之后，我觉得我已经离不开这份报纸了，于是我就正式调到了青岛。我和我爱人的小家搬到了青岛，但是我的母亲等人还在青海，我每年还会回去探亲、采风。同时延续我对青海的感情，所以我离开青海后，在青岛写的，大部分还是青藏高原的故事。

上图：杨志军在青岛家中。

　　当然我在青岛也已经生活了28年了，我和青岛也有一些割舍不了的感情。我也写过关于青岛的文学作品。所以我的写作就是两个方面，一是青藏高原，二是青岛海洋，交叉着写。这是我的两个故乡。

　　《新民周刊》：你有两个身份，一个是新闻工作者，一个是小说家。新闻工作是不是也为你的小说创作提供了很多素材？

　　杨志军：还不仅仅是提供素材，更重要的是，新闻工作培养了我的感情。现在的采访都是几分钟、几个小时就完成了，以前要采访一个新闻，要走一个月，走两个月。比如我要了解牧民的存栏率、宰杀率，要花多少时间？那时候没有车，我得骑着马或者步行，这个时间是很漫长的。事实上，最后你发现，你不是在完成你的新闻业务，你是在这个地方生活。

　　新闻工作不光是给了我素材，更多的是给了我情感，给了我生活。现在叫深入生活，我那时候无意中深入了，啥都见了，连草木都认识我了。这些东西，还是文学需要的。我对文学也有兴趣，于是就把它变成了我的资源。

　　《新民周刊》：像杰克·伦敦这样擅长描写荒原的作家对你有没有产生过影响？

　　杨志军：可能对我影响更大的是俄罗斯的作家。事实上，我阅读杰克·伦敦的作品的时候已经很晚了，我父母是知识分子，家里有很多藏书。即使在不允许读书的年代，我们家也有藏书。50年代我们国家出版的外国小说，我们家几乎都有，那时候出版的俄罗斯文学作品特别多。我小时候就拿起来看，读不懂，但也没别的书可读。我知道他们在谈恋爱，在打仗，虽然不能完全明白，但那也可以说是一种文学的熏陶吧。最后我发现，我也是可以搞文学的。

　　《新民周刊》：《静静的顿河》你有读过吗？

　　杨志军：读过，不止一遍，那是非常了不起的作品！真了不起。《静静的顿河》可能是全世界写游牧民写得最精彩的小说！记者｜何映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