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宇澄谈《繁花》改编 影视剧是导演的作品
根据金宇澄小说《繁花》改编、由王家卫执导的同名电视剧正在热播中。
时间回到2013年11月，小说发表才半年，王家卫已经主动找到了金宇澄。后来金宇澄回忆起这段经历格外感慨：“当时上海有一些同行还不知道这本小说，但是他已经知道。”《繁花》在《收获》杂志上发表，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图书后，也有一些人找金宇澄谈影视改编权，但王家卫的一句话打动了金宇澄：“导演说的一句话特别打动我，他说你写的就是我哥哥姐姐的事情。”
金宇澄没有参与电视剧的剧本创作，他说，小说交给一个导演，剧集就是一个新的生命。“好的导演，不可能原封不动去拍摄小说的。”
而对于这次改编，王家卫的自白是：“《繁花》这本书一共有三十一章，没有连贯的故事，表面是饮食男女，里面是山河岁月，时代变迁。面对这样的一个结构，如何下手，简直千头万绪。原著里有一千多处‘不响’，‘不响’不代表沉默，它是一种留白，凡是我不想讲的、不能讲的，讲了为难自己、为难别人的，不响。这也是一个创作者的态度，我只讲我能讲的、我想讲的、我讲得好的。”
“对于书迷我的建议是，带着《繁花》看《繁花》。每个人心里都有自己的《繁花》，我跟你们一样，只是一个读者，我的解读只是我的一家之言。对于没看过原著的观众，这个剧集只是蛋糕中的一块，看完之后意犹未尽，我建议你们去看原著。”
王家卫拍《繁花》
《新民周刊》：王家卫拍《繁花》的同名电视剧，你参与了哪些工作？
金宇澄：王家卫是上海人，对《繁花》有自己的想法，而且他也是第一次拍电视剧，（这次过程里）他照搬了美剧的生产流程和做法。在电视剧拍摄前，我只是把小说的影视改编权给了他，然后应他的邀请，参与了最早期的策划环节，比如收集历史材料，做某些内容的解释，做一些初期的准备，包括做一些故事场地调查等等。
之后，《繁花》的整个剧本创作，都跟我没有关系，我连剧情都不知道。编剧是《我的前半生》编剧秦雯，我只是有时候和导演和编剧聊大天，几个人一下午喝茶，讲讲八十年代、九十年代上海的各种事情，然后记录在案。
《新民周刊》：奇怪，很多导演都爱找小说原著作者写剧本。比如冯小刚总爱找王朔和刘震云写剧本。
金宇澄：其实王家卫和冯小刚不大一样，冯小刚真的是找刘震云去写剧本。王家卫不是，他就是想跟作者聊这个小说，进一步和编剧一起，面对面深入聊。他的电影《花样年华》，也是在香港生活的上海作家写的剧本底稿，导演自己也介入剧本创作。你根本搞不清楚王家卫的剧本和故事，究竟怎么来形成最后的版本的。
当然，另一方面，作为《繁花》作者，我也不是太想知道电视剧的故事走向。你想，任何一个导演（做影视剧改编），绝对不可能还原小说原著，肯定是要有自己的主张。要导演拍得和原著一模一样，不可能。只不过是很多影视剧需要有一个小说托底，有那么一个故事固定的氛围在里面，再进一步创作就比较方便；而凭空编出来的故事，相对来说就“虚”一点了，不那么实在。
上图：电视剧《繁花》。
《新民周刊》：王家卫签的《繁花》版权包括了电影版，现在电视剧已经拍完，那电影版进行得怎么样？
金宇澄：现在就我所知道的信息，王家卫就是在做一个《繁花》的剧集版。电影的项目没有知悉过，至少在我这边不知道他究竟是怎么做，这方面的情况，我真的是不知道。
我也不大问他，他忙得要命，电视剧杀青已经一年多了，但一直在补拍电视剧的镜头。王家卫的这个性格大家知道，不到最后1分钟，根本不知道他取舍的是什么、取舍多少。
《新民周刊》：王家卫没给你看电视剧的样片吗？
金宇澄：没有，我就看了20分钟的电视剧样片，我觉得画面确实就像电影一样，做得确实不一样，他的这种艺术特点非常明显。
至于到最后，电视剧真的要播放时是不是这个样子，我也不知道，因为一切都是在一个不确定的氛围里。
《新民周刊》：我知道，你写《繁花》是无心之举，没有任何功利之心，就是在网络论坛里玩，写了一个帖子发展变成了小说，这是我见过的作家里头，最赤子之心的写作。
金宇澄：王家卫就说我：老金你真是亏，你这个《繁花》，那么多故事，换一个人能写好几部作品了。这是王家卫的原话。我当时回答他说，我是不考虑这个的，我就是要把小说做到最好就好了。这个想法和别人不大一样。
各类样式的改编
《新民周刊》：《繁花》已经有了电视剧和沪语舞台剧，还有评弹、话剧，你喜欢哪一种艺术形式的改编？
金宇澄：作为原作者，改编权给他人了，我就不管不问了。
评弹版的改编，取了原作一块内容。后来我看实景演出，台上坐着六七个人，就把其中一章轮流又弹又唱。我后来仔细一想，因为人多，背台词就可以省很多工夫，等于集体在一起就把这个活给干了，实际是一种相对来说比较轻松的办法。舞台剧《繁花》第二季的内容比第一季要好一些。话剧《繁花》都是小说内容，有些原作的味道。电影电视的改编，相对要求就更高一点。真的变成电视剧或者电影，那真的就是导演的作品了。这些不同也是样式的关系，过审的要求也都不一样。
我后来才发现，《繁花》最合适的（改编样式）是苏州评话，一整本，一点点说下来。但这又像是一种不可能的任务。你想，艺术家要彻底把这本书给背下来，那要多大的热情、多大的意志力才能做到啊。所以现在最合适的改编还没人做。过去那种做评话的老先生，一辈子就说几部书，现在谁还会有这么大的兴趣，花这么大的体力、这么长的时间来做这件事情啊。
《新民周刊》：以前中国作家总把写电影剧本和写电视剧本当成一个坏事，还被批评家说成是万恶之源。其实我觉得作家写电视剧和电影剧本，对小说创作也是有好处的，比如讲完整的故事，要有结构和逻辑，包括人物的对白。
金宇澄：“万恶之源”这个说法也太严重了。我写过电视剧，应该说，“对话”这一块的锻炼，很有帮助。但电视剧的逻辑性、对话，和小说对故事和对话的要求，实际又是不大一样的。因为文学最要紧的是语言，很多作家都这么说过，语言体现了一种文本的样式。小说的语言和样式这一块，和电影、电视剧要求完全不同。
《繁花》与城市文学
上图：舞台剧《繁花》第二季。
《新民周刊》：《繁花》是40多年跨度的上海生活，一本上海市民的“凡人传”。跳出了政治、经济和社会宏大的场景，写人与街道的关系，因为人，街道有了体温，有了感情，血肉相连，有了味道。
金宇澄：上世纪30年代，上海有一本《亭子间嫂嫂》，是一本所谓的通俗小说。亭子间嫂嫂呆在亭子间里，各行各业的男人都来找她，以不变应万变，通过来人的各种自述，记录当年人群的状态，城市的侧面就出来了，这也是严肃的文学主题。《繁花》尽量借助无数的人，显现无数的人生和声音。
《新民周刊》：市井生活和市民叙事，在以往的小说里，并未占据主体的位置。
金宇澄：城市主题是被打压的。几十年停止人员流动，城市一度处在沉睡边缘，然后开始苏醒了，人口又开始聚散，开始积蓄各种复杂变化和感受。农村题材包括小镇生活，永远是活跃的，绘声绘色的，写农家门口有一条路，有一棵大树，小院前后风景是怎样的。城市风景也许更复杂，它的风景就是街道、建筑与人——很多建筑地标，各种不同的店铺，不同的功能街区和场景。出没在农村和城市的人，两者的丰富性，可以充分比较。
如果把市井生活理解成不同城市的观察、不同地域的表达，更能增加魅力和感染力。这和乡土文学的内容其实也一样，作者视角的形成，摆脱不了原生地的遗传，相信在我们城市化的今天，集中书写城市的时代，已经不远了。
《新民周刊》：你不同意“城市无文化”的论调，为什么？
金宇澄：这是很旧的结论，习惯以城乡分类。乡土不高出城市一等，其实表达乡土与城市情感的途径是一样的，没有高低之分，只有写得好和不好之分。
城市也是孕育文学的极佳温床。城市早已成为很多人的故乡，人生之源。
《新民周刊》：到目前为止，上海在文学上似乎远未建构完成……
金宇澄：上海是中国城市发展最完备的地方，都市的样板。上海的生活方式、市民状态，是很具有代表性的。写城市，你要深入到城市生活中，（要熟悉）这里的人是怎么生活的，知道他们的喜怒哀乐。
《新民周刊》：你说茅盾的《子夜》对你写《繁花》有影响，为什么？
金宇澄：《子夜》好在什么地方？当然现在看，它里面好像阶级太分明了，写资本家、工人等等，但是它会让你感觉有整体的东西。茅盾这个点是非常好的，分成几个点写出整体的东西，是和集中在一个点上写是不一样的。这是我的想法。
书写沉默的大多数
《新民周刊》：《繁花》用文字还原了普通市民的日常生活，只往人生琐碎里去，你为什么要这样写？
金宇澄：我觉得，小说应该有一个生活主张，把这些人的生活写出来，不强调什么。人生就像是一棵树，或者像一片树叶、一朵花，没有更重要的任务。我们总觉得我们的时代特别重要，但是实际上非常脆弱。树叶一旦被风吹走，根本找不到它在哪里。要趁它还在的时候描写就可以了。
小说实际状态和人生状态是一样的，它有一个规律，像一朵花一样，花开必定凋零，最后枯萎死掉。肯定是这样的。所以我很多年没写小说，是有好处的，如果《繁花》在20年以前就写掉的话，我还没把人生看这么清楚。
《新民周刊》：《繁花》里写的这些人物，有什么分别？
金宇澄：沪生是土生土长，实际上的干部子弟，和北京一样，上海也有王朔小说里写的大院子弟，主管城市阶层的后代都是讲普通话的干部子弟，不过这个普通话带有上海某地域口音，就是所谓的“塑料普通话”，类似的包括“复旦普通话”“同济普通话”等什么四大普通话，等于是一种社会阶层特征。我父亲是苏州人，他讲上海话带有苏州口音，个人认为，上海话难免都带有各种历史口音。
《新民周刊》：城市的灵魂就是人，所有景观街道只不过是背景，是绿叶，红花是人。把人写好了就有了生活，有了体温，有了感情，这个城市自然就有了它的气魄。
金宇澄：过去说的“文学是人学”。上海人怎么生活的，应该有很多道具，应该有很多背景。我有七年的时间在北方，我形容是一只脚在上海，一只脚在外面，可能看得更清楚一些。
要了解这座城市，首先要了解城市里的人，了解他们的喜怒哀乐。有很多时候外界的知识分子用他们的眼光来批判上海的市民，那就产生问题了，实际上应该用市民对照市民。
还有一个我觉得要有一种可看性，要丰富一些，要有一些色彩。我有时候网上看，发现很多人对上海的历史都不了解，甚至会有人说：上海这个城市，全国人民养了你们多少年……我会在小说里边做一些实事求是的交待，包括上海大量的工厂迁到安徽等等。写这些东西也是因为不大有人来做。
《新民周刊》：《繁花》里的人物名字，取得也很好，小毛、阿宝、沪生、蓓蒂，这些名字自然而然就带出了社会阶层和家庭出身。工人阶级小毛，资产阶级阿宝，革命子弟沪生，知识分子家庭蓓蒂。
上图：小说《繁花》。
金宇澄：毕竟我给他们取名，要稍微符合一下他们的身份。我一个朋友，就是过去工人阶级的子弟，过去弄堂里边他的小名叫猫狗，就等于像北方人的小名叫拴柱之类的。什么意思？猫狗就是好养活，普通老百姓家小朋友的外号和资产阶级家庭孩子的外号，在那个时候也是有区别的。当然我要增加一些真实感，《繁花》在杂志上发表的时候，有些人物的名字也重新做过，所以和网上的小说版本有点不一样。
《新民周刊》：在《渴望》里，王沪生是一个薄情薄义、道德败坏之徒。在一些（刻板成见）里，上海总是没什么好的形象……我看你在作品里也提到了这种（成见）、嘲讽。
金宇澄：我只不过是很平静地把我所知道的，告诉了诸位。为什么我在语言上做了那么大量的修改？目的就是要打通互相之间的隔阂。
我在《繁花》里借人物说了一句话：任何人到上海就是上海人。所以这里边没有地域差别，因为我在外面生活过，也是表达了我的一种想法。当然要借助很多故事、很多细节、很多人物来说。那么，真正的上海生活是什么样子的，真正的上海人是什么样子？那些批评上海人的外地人并不想了解，也不想知道。我笔下的这个“沪生”和王朔笔下的“沪生”是完全不同的形象，因为我懂上海人，没有什么其他的意思。
与众不同的故事
《新民周刊》：你在饭局里听过一些奇闻异事后，都是回家做笔记吗？
金宇澄：没有。我在弄堂网要写《繁花》的时候，觉得这是一个长篇，那时候我才把所有脑子里想到的故事做一些选择。经验之内的，大家都知道的，我不用了。我要把我觉得有趣的故事串起来。
《新民周刊》：城市里什么样的故事会被你记住？
金宇澄：与众不同的故事，独特的故事。《繁花》书里写过，一个饭局有个女孩子，不知道她是干嘛的，上海小家碧玉的样子，有人问她，你什么时候结婚啊？她说，我阿姨跟我讲，还是先“包”三年，到时候再说。听的人一吓，问她阿姨是干啥的，她很自然地说，给一个日本人“包”着。
朋友事后说，弄堂里的小姑娘，找一个小职员结婚，之后也就吵架。如果找一个优质香港人、日本人生活三年，个人品位就上去了，腔调不一样，气质也不一样，不等于上一个免费三年学习班？
我觉得奇怪，在一些市民阶层里边，这种事情是可以公开场合谈的。我们这个圈子是不可能这样说出来的。所以这个事情就永远不会忘记了。
再比如巴尔扎克的《两姐妹》。姐姐是一个大公司小职员，每分钱都存起来，找了一个小职员平平安安过一生；妹妹也一样是小职员，每个月把钱全部花完，还借钱买衣服打扮，她不愿意过姐姐的平凡生活，要打入上流社会，最后她终于找到了一个很有钱的老男人。
这个故事到现在还有意义，究竟是姐姐平平淡淡过一生有意义，还是妹妹这样起伏、折腾更有意义？她们谁的生活更有意义呢？我就在小说里讲一些也许是别人疏忽的内容，我对这个感兴趣。
上图：金宇澄自画像。
《新民周刊》：什么故事才可以用到小说里？
金宇澄：《繁花》里陶陶和小芳很恩爱，他们同居了，后来小芳不小心从阳台上掉下摔死，警察拿出她的日记，里边都是小芳在骂陶陶，几月几号没交房租，几月几号在干吗，和表面的恋爱过程完全是两样的。他们两个恋爱的时候，这个女孩子特别懂事，特别好，陶陶没想到最后的结果是这样。
这个故事是我看电视案件看来的，一个上海中年男人，在饭店认识一个服务员，最后离婚，跟服务员结婚，每个月工资交给她。没想到这服务员原先是坐台小姐，男的一出差，她就把以前的客人叫到她家“做生意”。男人回来总觉得情况不对，因为深爱她，每次吵架都让步，而服务员总把这个男的骂得狗血喷头。最后一次吵架，男人把几年积压的情绪一起爆发，一怒之下把她掐死了。男人大哭一场，给服务员买了化妆品和里外衣服，把她放在床上，给她化妆打扮，准备躺在她身边触电自杀。结果没想到电线短路跳闸，整个楼断电，他跑到屋外去看，门没关好，灯突然亮了，楼道里的邻居看见屋内情况，他给服务员抹的口红一塌糊涂，看上去特别吓人，于是案发。
警方调查，打开女服务员日记，结婚三年，日记里一个字没提男人，老是写：我缺钱，这个月我要挣多少钱；下个月记账是，我太需要钱了，太需要钱了。估计因为这个日记本，法官觉得这男的太亏了，最后判他15年。这种案子肯定是死刑，所以这故事印象深刻，看一眼就记住了。
另外一个故事，一个中年妇女跟丈夫过得没意思，儿子读高一，她在外面跳舞，和舞厅的音响师有了婚外情。未婚的音响师每晚搂搂抱抱，送她到弄堂门口，全弄堂乘凉的邻居都看到。后来邻居小孩把此事告诉了她儿子，高中生晚上等着，看到了母亲与情人的丑态，隔天去了舞厅，拿了一把长刀，把音响师捅死，然后跑掉了。
音响师当时还没死，他一看就知道，是女人的儿子。警察来了现场，（音响师）为了保护女的，对警察说，凶手是一个三十几岁的外地人。公安局调查出真相，儿子被抓，女人嚎啕大哭，老公也跟她离了婚。
这样令人震撼的生活，想象不出来的。我觉得这是有力量的题材，有真实的背景依托，让人难忘，它应该属于小说。
《新民周刊》：小说结尾部分，为什么用了《新鸳鸯蝴蝶梦》的歌词？
金宇澄：阿宝讲，这个社会还有什么新的内容呢？小毛他要死的时候，他要抓住什么呢？什么也抓不住，唯一能够带走的，就是一些温柔同眠的事情。你的房子，你的汽车，你的钱，能带走吗？我经历了很多同伴的死亡，包括一些很有钱的人，死的时候告诉我，唯一能带走的就是过去和某某人的记忆，还是男女之间的这种感情，这是能够触碰到心灵最深处的东西。当然，这也是一个未知数。所以我用了这个流行歌曲为结尾。
《新民周刊》：据说，在这个小说里边，有1万多个故事？
金宇澄：实际上我也不清楚……恐怕是宣传上或者评论界夸张了吧。他们的意思是小说里边讲的故事特别多，很简单地就把故事讲完了。
现在这个年代，没有像蒲松龄那样搜集故事的人，但有些生活中的故事真的蛮有趣的。不过，每个故事也不一定都要写成长篇小说。特约记者｜张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