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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认识的金庸

日期:2024-03-08 【 来源 : 新民周刊 】 阅读数:0
阅读提示:我在香港推广中国传统文化,时常劝导中小学生读读金庸,不但学流畅的文笔,生动的叙述,更重要的,是从细致的情节结构与人物刻画,学到严密的思维逻辑,以及丰富的历史文化知识。
撰稿|郑培凯


  上海的朋友要我写篇回忆与金庸交往的文章,我想了一下,捋了捋岁月逐渐封尘的记忆,发现我其实认识两个不同的金庸。认识金庸本尊,也就是查良镛先生,已经是金庸晚年退休以后,退在家居修订早年著作,同时投身到学术圈中,先是应邀担任浙江大学人文学院院长,之后又集中精神研究历史,攻读剑桥大学博士学位的时候了。至于写武侠小说的作家金庸,我沉迷于他创作的武侠天地,并成为终身粉丝,可以上溯到1963、1964年,我在台湾读初中,经常到租书铺租看武侠小说,好像两三毛钱一本。那个时候,金庸的小说在台湾还是禁书,只隐隐约约听说香港有个武侠小说作家叫金庸,写的武侠人物活灵活现,故事精彩跌宕,可惜是个左翼作家,把造反的流寇李自成写成农民起义的英雄,颠覆了国民政府的意识形态,是绝对不能进入台湾,以免腐蚀了年轻人的心智。

上图:郑培凯近影。


  年轻人对禁书总是充满了好奇,“警备总部”说要禁,就更引起我们中学生的兴趣,何况又不牵涉政治问题,只是武侠小说而已,居然还要严禁,连租书铺里都不见踪影,就更对金庸的著作满怀憧憬。可巧我们班上有个南部的富豪子弟,时常在同学间显示自己家里有千亩土地,家财万贯,总是做出些惊世骇俗的事迹,勾引全班羡艳的眼光。这一天他带了一大叠小册子来学校,每本小册子的封面都是白纸一张,不知道要显示什么花招。他满脸发光,好像刚从西奈山走下来的摩西,大声宣布,我手上的这套书是金庸的《射雕英雄传》,花了好几千块钱,请人从香港走私过来的。我们大家同学一场,有福同享有难同当,等我看完了,也可以借给你们看看,不收租书钱。

  这一下不得了,小富豪在学校的地位,不但超过了班级主任,甚至凌驾于校长之上。有的同学为了及早读一册金庸,开始学着使用谄媚奉承的言语,向他嘘寒问暖,甚至还出现帮他开门的举动,让我深刻理解了《论语》所说“巧言令色鲜矣仁”的意义。不过,小富豪颇有及时雨呼保义宋江的派头,要泽被苍生,保证班上的众位兄弟都多少沾点雨露,有时会主动垂问,有没有读过金庸啊?搞得我们也不好拂逆盛情,会向他借一册金庸,效法古人“雪夜读禁书”的乐趣,在执行戒严法的天罗地网之中,偷偷享受漏网之鱼的刺激与侥幸。

  在小富豪雨露均分的政策下,我有幸读过两三册单章的《射雕英雄传》。他借书的方式十分随意,皇恩浩荡,顺手拿一册,也不管故事情节的先后次序,你爱看不看。我还记得,读过丘处机大战江南七怪那一章,真是写得石破天惊,跌宕有致,虽然不知道前情如何,依旧读得津津有味,爱不释手。这种读小说的方式,大概与秦始皇焚书坑儒之后,儒生喜获劫余中断简残篇的心境有类似之处,只想着如何能够得到全帙,补足念念不忘的悬思。当时初读《射雕》的印象,有如醍醐灌顶,才知道人外有人天外有天,武侠小说居然可以令人梦寐思服。那时我刚读过大仲马的《基督山恩仇记》,因为不是禁书,可以从头到尾一气读完,觉得故事跌宕起伏,精彩万分。读《射雕》的经验完全不同,虽然读得断断续续,一共也只是两三个断章,却在脑海中萦回不去,一直到1970年我赴美留学,才在图书馆里找到了全书,通宵达旦,一口气读完。

  我1998年来到香港教书,认识金庸本尊之后,大概每隔两三个月,就会应他老人家之邀,到港岛香格里拉酒店的夏宫相聚,与一众友好共享美食。我说了这段初读金庸的往事,他不禁笑逐颜开,说虚构的小说,能让年轻人读得念念不忘,也不枉他费尽心血,编写故事了。我在香港推广中国传统文化,时常劝导中小学生读读金庸,不但学流畅的文笔,生动的叙述,更重要的,是从细致的情节结构与人物刻画,学到严密的思维逻辑,以及丰富的历史文化知识。

  我与査先生有同好,就是喜爱昆曲,不只是爱好昆曲的优雅动听,更喜欢那种慢条斯理的悠游与闲适。我每学期会邀请昆曲团来香港,一连三天,在学校表演传统折子戏,总会预先邀约査先生前来看戏。他每次一定高高兴兴,应约前来,而且经常是早到一个小时,由查太陪同,安安静静,像小学生等着上课钟声一样,坐在我们中心的客厅里,丝毫不嫌等待时间的漫长。我有次问他,离开场还有一个多小时,为什么那么早就赶来?他回答说,从港岛来九龙塘,怕过海底隧道会塞车,误了戏,岂不失算?还有一次我问他,怎么喜欢上昆曲的?他说,小的时候在海宁,家里上上下下都喜欢听戏的,一家大小,到了晚上休闲,都唱昆曲,就像现代人在家里唱卡拉OK那样,从小习惯了,就会牵动乡情,让他回到无忧无虑的童年岁月。

上图:金庸(左二)、郑培凯(右二)与浙江昆剧团艺术家合影。


  査先生虽然退休,时间比较容易自由支配,但还是有偶尔无法前来看戏的时候。有一次我又邀他观赏昆曲,他犹犹豫豫地告诉我,这次来不了,但要先请我吃饭,可否先给他一张戏单,让他过个干瘾。我便拿出素雅的笺纸,用工整的小楷抄了三天的剧目,还抄了饰演者名字,整整齐齐写了两三张纸,写得像从前的戏单那样。吃饭时我交给査先生,他仔细看了一遍,笑了笑,小心翼翼折成四折,放进上衣口袋里,说这次只好自己想象演出的情景了。

  査先生来学校剧场看戏,我一般都会作陪,安排他坐在第一排正中央。他看戏的时候,十分安静,好像进入了剧中情景,偶尔也会莞尔一笑,那是剧情出现诙谐场面的时候。大多数时间,他都静静地欣赏,或许是心境已经到了从心所欲不逾矩的地步,看戏也如同观察世情,人世多少悲欢离合,多少喜怒哀乐,都在唱做之中,如水中月,如镜中花。有一次,观看《游园惊梦》,杜丽娘梦中初见柳梦梅,表现出无限羞涩,却又情投意合,双双翩翩起舞。演到柳梦梅蓦然扶着小姐香肩,隐到湖山石边、牡丹亭畔,宽衣解带,云雨好合之时,身边有人悄声惊呼:“一见面就除衫(脱衣服),咁(那么)快?”查先生不动声色,悄悄回答了一句,“是梦啊”。

  我当时有所触动,觉得査先生颇似金庸笔下的王重阳,轻描淡写,一笔带过。大智若愚,大巧若拙。撰稿|郑培凯(作者为香港城市大学中国文化中心主任、香港非物质文化遗产咨询委员会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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