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与婚姻：卡夫卡无法跨越的人生障碍

　　今年6月3日，是现代主义文学的先驱和大师卡夫卡逝世100周年。

　　他是影响20世纪以来世界文学发展的重要作家，他短短的41年人生如流星划过，留下的作品薄薄几卷，却吸引了如此多的读者捧起他的书来读，被他深深的孤独所打动的同时，又感到非常的迷惑。

　　他到底在写什么？讲什么？他写这样奇怪的梦魇般的小说的真正意图到底是什么？他的小说好像迷宫，把读者绕得五迷三道晕头转向。

　　如果你不了解他的人生经历，恐怕是不能找到那把走出迷宫大门的钥匙的。而这把钥匙，就是他对父亲和婚姻的恐惧。

上图：卡夫卡故居。

父亲=暴君

　　第一个关键词：父亲。

　　卡夫卡的写作与他的父亲有莫大的关系，这种关系复杂且紧张。卡夫卡著名的《判决》《变形记》都明显表露出父亲的压迫对他的生理和心理造成的严重影响，很大程度上，卡夫卡的小说既是在试图反抗父亲，又是内心恐惧父亲的表露。

　　卡夫卡的父亲赫尔曼·卡夫卡来自南波希米亚施特拉科尼茨地区沃赛克村的一户屠户家庭。赫尔曼高个子、宽肩膀，兄弟姐妹几个人都身材高大，这与瘦弱的卡夫卡形成鲜明的反差。

卡夫卡的父亲。

　　赫尔曼靠一双勤劳的双手白手起家，他经常挨饿，十岁时就推着小车走村串户，早出晚归，冬天也不停歇，腿上一直留着一个好不了的伤口。不过，犹太人好像都有点经商的天赋，他完全靠自己的勤劳、干练和谨慎，建立起了一家生意不错的妇女时装礼品店和一个子孙满堂、财丁两旺的家庭，还在布拉格市中心有一幢多层的楼房出租。

　　可是，正因为赫尔曼是苦出身，而他的孩子们却享受着靠他的打拼留下的家业幸福生活，所以他老是觉得这些生活在糖水中长大的孩子没有经历过他经历的艰苦岁月，是难以长大成材的。是否能继承他的衣钵，将他的生意发扬光大，也要打个大大的问号。

　　1919年，36岁的卡夫卡曾给他的父亲写过一封将近一百页的信，但他却始终没有将信寄出。在这封信中，卡夫卡写道：“对你来说，事情一向都很简单，至少你在我面前或不分场合在许多其他人面前是这样说起这事的。在你看来，事情大致是这样的：你一辈子含辛茹苦，为了儿女们，尤其为了我，牺牲了一切，因而我一直过着‘花天酒地’的生活，享有充分的自由，想学什么就学什么，不愁吃穿，什么也不用操心；你并没有要求回报，你知道‘儿女的回报’是怎么回事，但他们至少应该有一点配合，有一点理解的表示；我却从来都躲着你，躲到我的房间里、书本里，躲到一帮疯疯癫癫的朋友那里，躲到玄而又玄的思想里。”

　　想来，父亲从一个贫穷的屠夫家庭走出来，能有今时今日富裕的生活，自己诚然付出了很多，为自己的成就，他多少也是有些自豪或者说骄傲，在家里肯定也没少显摆自己辉煌的创业史，也当然希望自己的孩子能用崇拜的眼光看着他，能附和着称赞他几句，这也是人之常情。可是偏偏，他生了一个极为内向、敏感的儿子卡夫卡，矛盾也就一触即发。

　　赫尔曼动不动就双掌一拍：“哼，今天谁知道这个！孩子们知道什么！他们谁也没有经受过！今天有哪个孩子懂这些吗？”而他的儿子却总是躲着他，躲到自己的房间里、书本里，躲到一帮朋友那里，躲到玄而又玄的思想里。他从未陪父亲去过教堂，从未去弗兰岑温泉探望过他，对他父亲极为看重的生意更是漠不关心。

　　于是，卡夫卡的父亲指责他：冷漠、疏远、忘恩负义。

　　考虑到卡夫卡是家里的长子，他的两个弟弟都幼年夭折（弟弟海因里希两岁时死去，另一个弟弟格奥尔格只活了一岁半），六年之后，卡夫卡的三个妹妹才相继出世。所以卡夫卡是家中唯一的男孩子，父亲的生意，显然是想要长子来继承的。对长子，父亲也曾寄予厚望，但无奈性格使然，这样内向敏感的人显然难堪继承、发扬商业帝国的重任。

上图：卡夫卡与姐妹瓦莉（左）和埃莉（中），约 1893 年，在莫里茨-克莱姆普夫纳工作室拍摄。

　　这样，父亲对他造成了很强的压迫感。在致父亲的信中，卡夫卡写道：“假如你是我的朋友、上司、叔伯、祖父甚至岳父，我会感到很幸运。惟独作为父亲，你对我来说太强大了。”

　　他的父亲强壮、健康、食欲旺盛、声音洪亮、能说会道，而卡夫卡羸弱、胆怯、优柔寡断、惴惴不安，两人虽是父子，性格却天差地别。

　　其实卡夫卡的父亲并不要求什么子女的回报，但他如果能对父亲表现出哪怕那么一点的配合，有一点理解的表示，父子关系也不至于降至冰点。但一个太强势，一个就越把自己封闭在内心世界里。

　　很大程度上，卡夫卡更像他的母亲。马克斯·勃罗德在《卡夫卡传》中写道：“如果我们再来看他母亲的前辈，就会见到截然不同的情形。这里有学者，耽于梦幻、喜欢孤独的人，还有一些人对孤独的这种热衷把他引向冒险、玄妙或怪僻、离群索居。”

　　卡夫卡自己将这些特质总结为“卡夫卡气质”。创业雄心他是没有的，父亲没完没了地讲他的青春和双亲也让他感到厌烦，他认为父亲具有暴君的所有特性，如强迫感恩，从未真正欣赏过他，而他喜欢的则是孤独，这也使他越来越沉溺在文学之中，因为那只需要他一个人就够了。

　　总之，父子俩截然不同，这种迥异使他们彼此构成威胁。卡夫卡说：“如果设想一下，我这个缓慢成长的孩子与你这个成熟的男人将如何相处，就会以为你会一脚把我踩扁，踩得我化为乌有。”

　　这立即让我们联想到卡夫卡《变形记》中那只好像随时都会被人一脚踩死的甲虫。可见，卡夫卡或许无意揭示资本主义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冷漠，他特别在意的，是他强势的父亲让他变得像甲虫一样卑微。

　　并非每个人都具有坚韧的耐心和无畏的勇气，可惜卡夫卡的父亲并不了解这一点。他想要按照他自己被塑造的方式来塑造孩子，还时常大叫大嚷和发脾气。

　　有一天夜里，卡夫卡老是哭哭啼啼地要水，父亲严厉警告了他好几次都没能奏效，于是，他一把将卡夫卡拽出被窝，拎到阳台上，让他就穿着睡衣，面向关着的门，一个人在那儿站了一会儿。

　　那之后好几年，这一幕老是折磨着卡夫卡，他总觉得，这个巨人，他的父亲会无缘无故地走来，半夜三更一把将他拽出被窝，拎到阳台上。在父亲面前，他是多么渺小。

　　两个人，是两个极端。一个敏感脆弱，一个强势霸道。这样的一对父子，注定是对冤家。其结果，就是令卡夫卡还写出了短篇小说《判决》：年轻的商人格奥尔格给远在俄国的一位朋友写信告诉他自己已经订婚的消息，并希望朋友以后能够参加他的婚礼。接着，他来到父亲房间把这一事情通报给父亲，想不到父亲的态度很不友好，先怀疑儿子根本就没有这么一位所谓的俄国朋友，然后指责儿子背着自己做生意，还盼自己早死。格奥尔格很是委屈，忍不住顶撞了父亲一句，父亲因此大怒，认定儿子“是一个没有人性的人”，判决儿子投河淹死。儿子居然“快步跃出大门，穿过马路，向河边跑去”，抓住桥上的栏杆“松手让自己落下水去”。

　　了解了卡夫卡的家庭背景之后，你就非常清楚了，这是父亲的阴影在卡夫卡笔下的呈现，《变形记》同样如此。父亲=暴君，在卡夫卡的小说中，这是一个物理学定律，这决定了他的人生走向和文学创作的奇特风格。

三次订婚，三次解除婚约

　　卡夫卡一生三次订婚，三次解除婚约，究其根本原因，乃是卡夫卡对家庭生活将毁掉他的写作所赖以存在的孤独的恐惧。

　　1912年，他在评论家、也是他的挚友马克斯·勃罗德家中见到菲莉斯，立即心生爱意。菲莉斯比卡夫卡小4岁，虽然相貌平平，“瘦削而无表情的脸庞……光着脖子，披着衬衣，穿着打扮像在自己家里一般……几乎像是被打坏的鼻子，有点儿僵硬的、毫无光彩的金色头发，厚实的下巴”，但精神强健，是个活泼能干的姑娘。

上图：卡夫卡与菲莉斯的合照。

　　他对菲莉斯的外貌并不满意，但他不断地向她索要照片，并且对她小时候的照片充满兴趣。真到谈婚论嫁的时候，卡夫卡的心里又打起了退堂鼓：“我所担心着的，瞪大眼睛担心着的、使我莫名其妙地坠入恐惧深渊之中的，仅仅是那种内心深处对我的反叛。”

　　他的小说《判决》，副标题即为“献给菲莉斯·鲍尔小姐的故事”。他还写过一部长篇小说，也是在和菲莉斯相恋期间写的。这部长篇小说和《判决》的名字很相象，因而常被人搞混，它的名字叫“审判”。

　　《审判》这部小说故事讲述的是主人公约瑟夫·K在30岁生日那天突然被逮捕，但他却不知道自己犯了什么罪，也没人限制他的人身自由。他四处奔走，不断地向律师、商人、画家和神父等人求助，希望解除罪行，然而一切努力均属徒劳，没有任何人能证明他无罪，整个社会如同一张无形的法网笼罩着他，最后他未经审判，就被刽子手杀死在采石场。

　　1914年6月，卡夫卡与菲莉斯正式订婚。然而，订婚后的卡夫卡，他内心对结婚充满着怀疑。一方面，是自己家庭中，长期处于父亲的高压之下，导致了对婚姻的不信任；另一方面，他和菲莉斯的闺蜜格蕾特暧昧不清，这事恰好被菲莉斯知晓了。

　　卡夫卡本人确实不想结婚，但他又认为自己有义务完成婚姻这项职责。于是，他的内心充满了矛盾。卡夫卡想结婚的愿望究竟在多大程度上代表了他内心的真意，也许连他自己也说不清楚。很可能他结婚的愿望越强烈，他就越感到内疚，越怀有一种强烈的罪恶感，而他的罪恶感越强烈，他就越想表明自己的真意，在结婚这个问题上表现出积极的态度。这种恶性循环使他面临两场审判：现实中的与虚构中的。

　　1914年7月11日，审判终于来临。卡夫卡前往柏林看望未婚妻菲莉斯，到达柏林的第二天，在他投宿的旅馆，菲莉斯、格莱特、菲莉斯的妹妹爱尔娜，以及曾为卡夫卡给菲莉斯传信的一名作家瓦尔斯，组成了所谓的“审判法庭”，卡夫卡则成为这个“法庭”上的被告。菲莉斯措辞尖锐刻薄，指控卡夫卡的反复无常和不忠诚。卡夫卡自知理亏，沉默不语，任由她们指责，默默地接受了这场“审判”。最后，“法庭”作出宣判：解除卡夫卡和菲莉斯之间的婚约。他的第一次婚约就这样泡汤了。

　　《审判》这部小说，长期被认为是在批判西方资本主义制度。K突然被捕，却不知罪名，被认为是对极权社会的隐喻之作。

　　但个人认为，实际上，这真是天大的误会。当时，卡夫卡正面临着来自女朋友菲莉斯的道德审判，这部小说，是他个人生活的反映，跟社会现实关系不大。

　　卡夫卡和菲莉斯订过两次婚，两次解除婚约。1917年，男的写信向女的再次求婚，然而几周后就分手了。菲莉斯付出了五年的时间，她决定嫁人了，当然这个人不是卡夫卡。

　　1919年的夏天，卡夫卡与一名叫尤莉·沃里采克的女性订婚。但在1920年，37岁的卡夫卡认识了25岁的有夫之妇密伦娜。密伦娜经常背着自己的丈夫给卡夫卡写信，两人迅速坠入爱河。

密伦娜。

　　密伦娜比卡夫卡小13岁，她热情奔放，与卡夫卡的性格完全相反。他们两个人面临两大困境：首先，一个在布拉格，一个在维也纳。其次，双方不仅身处异地，难得见面，更重要的是密伦娜已婚。

　　通信维持了一年半，最终这段感情没有结果。而卡夫卡与尤莉·沃里采克，也于1920年9月解除了婚约。

　　在读了卡夫卡致密伦娜的情书后，他的挚友马克斯·勃罗德才明白，卡夫卡最重要的长篇小说《城堡》为他自己的爱情提供了根本性的注脚。这是一首悲剧叙事诗，写的是一个陌生人，一个无家可归者，他想要在他所选择的家乡扎根，却不成功。

　　人们可以在长篇小说《城堡》中找到卡夫卡对密伦娜的爱情关系的反映，这些往往是以古怪的疑惑和轻蔑的方式表达出来的。这是所发生事情的强烈的扭曲变形，也许只有用这种手法才能拯救他脱离危机。密伦娜在长篇小说中是以极端漫画化的形象借“弗丽达”之身出现的。她为了搭救卡夫卡（小说中叫“K”），迈出了关键性的步子；她与他结合，与他一起在贫困和放弃享受的情况下建立了家庭。

上图：《城堡》是卡夫卡影响力巨大的一部作品。

　　小说中K永远也无法走入的“城堡”，显然就是他永远也无法走进的婚姻的殿堂。而小说《城堡》中那个神秘的先生克拉姆，可以看到的是以夸张的、妖魔化了的吓人形象表现出来的密伦娜内心无法摆脱的合法丈夫。

　　小说中K和弗丽达在一起的幸福时光很快终结，弗丽达最终背叛了他，回到了她曾经摆脱的“克拉姆”的势力范围中去。在现实生活中，密伦娜口头告诉勃罗德，她的丈夫得知卡夫卡是他的情敌并想要娶她时，他重新开始对她产生兴趣。也许，正是因为密伦娜是卡夫卡根本不可能得到的女人，他才对她感兴趣。对卡夫卡而言，婚姻就像一座找不到入口的城堡，撞不开打不破，往哪里走都会碰壁。

　　《城堡》这本书因为晦涩难懂，常被批评家解读为是对资本主义国家官僚制度的讽刺。在卡夫卡小说经典化的过程中，个人觉得这种误读很多。如果不了解卡夫卡的人生经历，你恐怕很难对卡夫卡的小说做出一个准确的评价。

　　尽管卡夫卡和密伦娜没有走到一起，但他写给密伦娜的那些情书却成为文学史上最著名的情书之一：

　　我，林中之兽，那时很少呆在林中，只是躺在某处一个肮脏的沟壑中（肮脏自然只是由于我目前的处境），看见你在外面，你是我见过的生物中最美丽的，我忘记了一切，甚至完全遗忘了自己，站了起来，走近些，我的心在这新鲜的、可仍然是属于家乡的自由空气中颤抖着，但还是走进了，一直走到你的身边。你是那么和善，我在你身边蹲了下去——好像你允许我这么做似的，把脸贴在你的手上。我是多么幸福！多么自豪！多么自由！多么强大！如同在家里一样，我总是这么说：如同在家里一样——可是从根本上说我却只是一头野兽，只有森林是我的归宿，而能够呆在野外只是由于你的慈悲。我从你的眼睛里寻找我的命运，而自己却并不知道（因为我已经忘掉了一切）。但这持续不了多久。尽管你用最仁慈的手抚摸着我，你总会发现我身上的某些奇怪迹象，表明我来自森林，表明森林是我的老家，我真正的家乡。”

　　卡夫卡热衷于写情书，密伦娜是当时国内小有名气的作家，因思想激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被捕，1944年死于法西斯集中营。卡夫卡致密伦娜的情书一直锁在银行的保险柜中，直到战后才公之于世。

　　1923年夏，卡夫卡在海滨浴场偶然地遇到了柏林犹太人大众之家度假旅游团，在大众之家的厨房里，他看到了一个姑娘。她正在刮鱼鳞。“这么温柔的手，而活儿是这么血淋淋的！”他对她说。

　　这是他同朵拉·迪亚曼特相识的开端。

朵拉。

　　朵拉那时19、20岁的样子，比当时已经40岁的卡夫卡小了整整20岁，而此时，距离卡夫卡生命的终点已不足一年。

　　卡夫卡一下子爱上了她，他是精神振奋地从夏季避暑地回来的。他决心扯碎一切羁绊，到柏林去，同朵拉一起生活。他在从柏林写给勃罗德的信中第一次写道，他感到幸福，甚至睡得很好，这在他最后几年中是闻所未闻的新鲜事。

　　尽管在爱情的滋润下，卡夫卡的心灵得到了某种平衡，但他的身体却每况愈下。结核病折磨着他，由于他情况越来越糟，不得不被送入一家疗养院。1924年6月3日，卡夫卡在朵拉的怀中去世。当卡夫卡的棺木放入墓穴时，朵拉拼命往坟墓里跳，被在场人员紧紧抱住。

　　如果卡夫卡能够活得久一点，也许他和朵拉能修成正果。但是疾病让这种可能性落了空，也许命中注定，他是一个孤独的人。记者｜何映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