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社会”视域下拉美的历史与文学

　　拉美作为现代文明的诞生，是与资本主义全球化的起源同步的。所以沃勒斯坦的“全球社会”（global society）理论可以成为我们解读《百年孤独》所代表的拉美文学及其所反映的拉美历史的重要理论视角。这个理论的核心观点是，基于全球化的全球社会并非一个均质的世界——将来也不会是——而是一个被核心—边缘等级制度所结构的功能主义空间。

　　上图：阿拉卡塔卡是马尔克斯的故乡。图为阿拉卡塔卡车站。

剧烈地左右摇摆

　　从亚当·斯密的《国富论》（1776）到19世纪早期大卫·李嘉图的比较优势理论，倡导自由贸易的古典自由主义逐渐确立其在经济学中的主流地位，这可以解释为核心国家在全球经济中处于结构性优势的反映。但从历史上看，即便是荷兰、英国、美国这三大依次主导世界秩序的霸权国家（核心中的核心），它们在攀上权力巅峰的过程中也都长期推行以牺牲他国经贸利益为代价的重商主义，而一开始就被诱入自由贸易陷阱的国家则不幸沦落到依附性的地位。冈德·弗兰克（A.G.Frank）曾用“美洲派”与“欧洲派”之争来描述19世纪中期拉美地区围绕经济发展道路的分歧。“美洲派”希望实行贸易保护主义，以保护脆弱的正在起步的本土工业。“欧洲派”提倡有利于大土地所有者的自由贸易，这样后者就可以继续把农产品输出到欧洲国家同时获得来自对方的更高端的工业产品。总的说来，“欧洲派”赢得了胜利，这体现了西班牙在拉美植入的封建庄园制的经济社会结构，也是前殖民地在摆脱了对于宗主国的政治依附之后仍无法摆脱经济依附的典型案例。相反，革命后的美国面对大英帝国的工业倾销坚定保护它“刚诞生的工业”，为此不惜与“欧洲派”的南方奴隶主开战（南北战争）。可以更一般地说，“美洲派”走的是经济发展中的去边缘的路径，“欧洲派”则代表了维持甚至深化边缘现状的路径。二战后韩国、新加坡、马来西亚等亚洲国家也经历了追随西方全面开放市场的阶段，意识到此路不通后才决然转型由国家保护的出口模式，并最终取得成功。而一如既往地迎合国际市场将矿产或石油出口专业化的拉美，在新一轮反对贫困和政治动荡的斗争中失败了。

　　上图：西班牙入侵美洲，四处掠夺。

　　采掘业（包括石油开采）是全球化在产业分工上对拉美的基本定位。而一个长期依赖资源型产业的社会几乎肯定是腐败的，因为接近矿产资源的前提是接近权力并诉诸暴力。而暴力机制一旦形成，它就无法消除，只能转化。曾与“哥武”作战的哥伦比亚士兵，脱下军装就转入麦德林的城外森林中从事武装贩毒。秘鲁士兵在同“光辉道路”的作战中浴血冲锋，复员后又在瓦亚加河谷为毒品走私保驾护航。拉美出产毒品的地方，正是历史上向西方输出白银的地方，如哥伦比亚、秘鲁、玻利维亚和巴西。这不只是地下资源掏空了，所以转向地表资源谋生这么简单的事，它还形成了某种巨大的历史性的对喻和报复：白银是资本主义生产时代的动力，毒品则是消费时代的精神象征——它是对人自身及其官能的消费。拉美通过输出白银加以建构的那个世界，现在又通过输出毒品把它解构掉。

　　艾利斯·阿姆斯登总结了后发国家在启动工业化时所面临的一系列悖论：既要降低利率来拉动投资，又要提高利率来增加储蓄；既要低估汇率来鼓励出口，又要高估汇率来降低外债支付成本；既要保护本国新兴工业免受国际竞争的冲击，又要打开海外市场来满足进口的需要。要从这些悖论中杀出一条血路，后发国家必须抛弃自由贸易和开放市场的意识形态，推行干预主义的市场经济，由政府扶持本国工业系统地替代进口，进而推动有竞争力的出口。通常的做法是，国家首先把利益表达机制结构化，特许甚至扶持若干个按照功能分化组建的经济利益集团或功能性团体，赋予它们近乎独占的政治代表权，让它们垄断主要经济领域的政策输入，从而形成法团主义的利益代理结构；然后通过这个结构引导并动员私人资本投入战略性产业领域和配合执行产业政策。同时通过干预阶级冲突和节制工会活动等方式清除不利于资本的外部性关系，以及巨额补贴出口，政经两界合力推动经济转型。

　　从历史上看，这种国家强于市场的政府机制只能是威权主义的。就像自由贸易在经济意识形态中被说成“自然而然”，有效的去边缘策略却是抵抗性的重商主义一样，自由民主在政治意识形态中被说成“人类历史的归宿”，有效的去边缘策略却要求威权主义，也就是由军人或准军人主政的等级化的政治体制。不必讳言，威权体制在构建过程中都或多或少地诉诸暴力，但是，威权体制能发展成为普遍性的威权主义，主要依靠的却不是暴力威慑或政治高压，而是全体国民对国民经济高增长的愿望与期待。而各类利益集团之所以甘于让渡政治话语权给军人集团，则因为它天然具备严格等级制度和强大的集体行动能力，这种能力是尚在发育的现代社会结构中的任何阶级或政党都不具备的，能在最大程度上契合国家发展主义的客观要求。

　　上图：《哥伦布首次登陆美洲》，1862年迪奥斯科罗·普埃布拉（Dióscoro Teófilo Puebla Tolín，1831-1901）绘制。

　　当然，并非所有国家都能成功地建构威权体制以推行有效的去边缘策略。成功的基础前提是，它必须在地理或心理上与霸权国家保持足够的距离。而在这方面，拉美可谓当今最不幸的地区。美国在观念上只能接受一个实行自由民主和自由市场的拉美后院，这是地缘政治的基本规则在发挥作用。相对于新自由主义，美国更愿意宣称它在拉美推进地缘政治项目和采取军事行动是为当地输送民主。这是一个听起来无可辩驳的说辞：哪一个国家的人民不希望由自己来投票决定自己的领导人和如何分配国家资源呢？但回到“全球社会”理论，民主地理与人民的意愿关系不大，却高度关联于国家在全球经济核心—边缘等级制中的位置。因为民主选举在基层（基础）选民那里不可避免地还原为“市场的扩张”行为，选民通过出售选票以换取被允诺的实质开支抵押，从而使选举政治异化为接近国家资源和进行大尺度（政治性）再分配的手段。因此，选举政治本质上建立在跨国结构中：如果再分配只限于国家范畴，它就会经由高福利消耗的方式破坏自身的平衡，使自己无法维持下去。但是全球化带来一种可能，就是使一个国家的财政透过核心—边缘结构向边缘地区无限制透支；尤其是霸权国家，它的民主制度及其民众福利制度的开支，都以得到全世界的转移支付为前提，最终都要落实到它对世界所行使的战争权力。另一方面，被透支的边缘国家则失去了实质民主的可能。如果非要把大众带入国家政治系统，它们很快就会被迫面对财政储备亏空的困境。此时如果继续维持大尺度分配，就只能转向没收外国资本和国有化石油或其他基础产业，从而形成民主干翻了市场和自由的左翼民粹政治。而当民粹政治陷入穷途末路，即它用以维持大尺度分配的所有政策选项都穷尽之后，又会产生内化这个基本事实的制度形态，军人政治。从未真正行使过权力的人对那些拥有权力的人到底能干些什么总抱有幻想，他们所处的扭曲的社会经济环境也催生了对绝对化的政治解决方案的期待，从这个意义上，军人政治在拉美历史上频繁的出现，并非没有民意基础。但必须指出的是，它与东亚的威权政治在历史上的地位与作用均不相同。东亚的威权体制出现在民主政治之前，并为其创造经济的基础或条件。但拉美的威权政治是民主政治异变的结果，总体上也与去边缘的经济政策无关。事实上，智利将军皮诺切与委内瑞拉的民粹领袖查韦斯之间，秘鲁的贝拉斯科将军与玻利维亚的民粹领袖莫拉莱斯之间都互为镜像，共同标示了民主政治在拉美无法稳固地确立，所以不得不在历史上剧烈地左右摇摆的两极。吊诡的是，尽管军人政治在人权记录上劣迹斑斑，但因为它通常并不触动既有的财产秩序，有时还致力于恢复被民粹政治触动的财产秩序，所以现实中的美国政府反倒更愿意跟军政府打交道。1959年古巴革命胜利后，美国政府明确表示倾向军人政府，于是，20世纪60年代的拉美大陆目睹了一系列的军事政变。

　　上图：现代人普遍观念上的拉丁美洲。

　　美国在拉美输出民主的结果却制造了这样的极化政治，即便在民主的规则尚未破裂的时候，民主选举也不是暴力缓解的机制，而是表达敌意和暴力加剧的平台。政客普遍采用民粹主义的沟通习惯，通过简化和极端化政治信息来吸引支持者，而那些更愿意通过协商、使用温和策略来建立可持续政治关系的人则很难生存。1948年4月9日，哥伦比亚总统候选人之一的盖坦被刺杀，言语的战争再次激化为枪炮的战争。哥伦比亚国立大学在内战中被迫关闭，这导致马尔克斯的辍学。一直到他发表《百年孤独》的1967年，哥伦比亚的政治动荡始终未曾停歇。在小说中，马孔多小镇的居民不得不配合着时局的变化给墙壁涂上不同的政治保护色。晚年回到马孔多的奥雷良诺上校全心投入用黄金制造小金鱼，造完就又熔掉再来。这个情节让人想起加缪《瘟疫》中反复点数鹰嘴豆的老人，都是用重复性的动作来对抗时局的动荡不安。这样说来，《百年孤独》不也是马尔克斯制作的小金鱼？

其实是外部视角

　　与上述经济、政治的核心—边缘结构相平行并为其决定的还有文化的核心—边缘结构，维持这个结构的核心制度在文学上就是诺贝尔文学奖，它定义了对于核心区而言什么是好的文学产品：除了必要的文学技巧之外，更重要的是这样的“文学正确”，即它应该以自己的方式确认和证明这种全局性的核心—边缘结构的正当性：核心国家在文化上是现代的乃至后现代的；边缘国家则仍处在前现代的，甚至史前的阶段。

　　自1982年加西亚·马尔克斯获得诺奖以来，拉美文学就被魔幻现实主义标签化了。借助于这个内在张力十足的标签，充斥荒蛮、暴力和混乱的所谓拉美现实被捉襟见肘地归为一种文学风格，从而勉为其难地压制了任何一种价值判断的出场。像某种致幻剂一样，魔幻现实主义可以提供西方需要的但又不便生产的东西，所以它在价值观上必须得到宽容甚至纵容。这样，马尔克斯因其魔幻现实主义的创作而获奖这一事实，对于日后拉美乃至整个第三世界的文学生产都具有指向意义：作家们追随马尔克斯走进那个科学理性制度尚未确立，神话思维尚未被线性因果逻辑侵淫，过去、现在与未来尚未被时间的瞬时性差异区分开来的“世界新生伊始，许多事物还没有名字，提到的时候尚需用手指指点点”的世纪。

　　上图：阿拉卡塔卡是《百年孤独》里马孔多的原型。

　　《百年孤独》的结构原型是古希腊悲剧《俄狄浦斯王》：产下猪尾巴孩子的预言，一如生下要“弑父娶母”的俄狄浦斯，像达摩克利斯剑一样悬在布恩迪亚家族头上。而且不管主人公如何“上穷碧落下黄泉”地满世界逃避，预言也一定会兑现。家族最后到底还是生下了这个“猪尾巴”，而这个逃避命运的过程就构成了小说的基本情节线和内容。不得不说，这个猪尾巴的设计比公元前5世纪的“弑父娶母”无论在文学形象上还是在文化意涵上都低级丑陋得太多。同样是乱伦，作为文明社会的基本禁忌，在《俄狄浦斯王》那里完全是命运弄人，对于参与的双方，都是无心之举。而且事后俄狄浦斯还用刺瞎双眼、放弃王位和自我流放这三重惩罚来表明对这种行为的态度。所以，尽管乱伦确实发生了，但对文明的社会秩序并不构成冲击。但在《百年孤独》对乱伦主题的猎奇式的表现中，我丝毫感受不到作者对于自己的时代与社会的基本的道德责任和文化承担。老实说，我也找不到这样编排故事情节的特殊意义：为什么第二代的兄弟俩都要不约而同地爱上妈妈的闺蜜，而他们的妹妹又非要爱上自己的外甥？这种情节上的雷同到底是基于家族的神秘遗传基因还是因为作者的构思能力太贫瘠？还有丽贝卡爱好吃土的怪癖，看不出为什么非得用这种怪异的方式，即在正常的行为方式之前简单地加个负号，来表现拉美的所谓土著文化传统。

　　马尔克斯在《拉丁美洲的孤独》中抱怨欧洲“用我们完全陌生的模式来解释我们的现实问题，只能让我们变得更加不为人所知、更不自由、更加被孤立”，所以他要用纯粹拉美的方式夺回文化的解释权。但是，几乎为所有读者所共享的《百年孤独》的痛苦的阅读经验使我们有理由提出这样的问题：他的拉美叙事让拉美世界离我们更近了，还是更远了？

　　人们通常认为“孤独”才是这部名为《百年孤独》的小说的真正的主角，它同时也是对拉美地理和历史的高度概括：相对于文明的冲突与交流从不间断的亚欧大陆（旧大陆），拉美在哥伦布到来之前显得孑然孤立。被外来文明强行打断后，它尽管被带到了世界面前，但它的出现是被动的，无法通过自己的语言表达自己的在场。所以它的孤独又延续下来了，千年的地理孤独又演变为百年的文化孤独。

　　但换个角度看，在哥伦布闯入拉美之前，印第安人已经在这里创造了属于自己的独特的文明，那些依托绝美自然景观构建的绝美人文景观，足以安顿印第安人的身心。这个美丽的新大陆对于印第安人已经足够自洽、足够圆融，何来孤独？至于哥伦布之后的那个世界本来就不是它主动要加入的，更不是为了走出所谓“孤独”才要加入的——事实是，“加入”的行为是西方人发起的，是他们非要“加入”到拉美这块土地上。

　　因此，这个自鸣得意的“孤独”代表的其实是一个外部的视角：拉美是被迫孤独的。为什么要这样呢？因为只有假定这块大陆的灵魂是孤独的，想交流却无法与外部世界交流，在文化和血缘上基本属于欧洲人后裔的拉美知识分子才能取得代理土著文明的特殊地位——用马尔克斯的话说就是要通过写作夺回拉美“被劫持的记忆”——进而通过这种代理确立他们与西方知识界之间基于文化主权的平起平坐的地位。

　　这样我们就可以理解，为什么优秀如马尔克斯这样的拉美知识分子也可以没有任何道德犹疑或心理负担地取用西方人他者化（奇观化）拉美土著文化的棱镜：这个文化的丑陋、荒诞、乱伦本质上是“他们”的，而不是“我们”的。而且“他们”的文化越是如此，就越是需要“我们”的拯救——“我们”要带领“他们”走出孤独，走出这片难以言说的到处散发着诡异、腐败、死亡气息的文化沼泽。

　　因此，当观众批评网飞公司在剧版《百年孤独》的预告片里刻意渲染性、暴力和死亡这类视觉要素时，我想指出的是，这种做法其实并没有实质性地偏离原著的主题。马尔克斯也不是因为预见到这种情形才抗拒小说的影视改编。我猜想，他真正担心的是，影视手段（作为造梦工厂）本身就是魔幻的，这种技术意义上的魔幻会极大地消解魔幻主义本身。而失去了魔幻主义这个标签的技术主义庇护，《百年孤独》将不得不面对来自文学本身的批评。撰稿｜毕会成（作者为辽宁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