奢侈的有机
每个月的月末,都有一个特殊的集市在复旦大学附近开张。摆摊的多半都是上海市郊的有机农业实践者,带来自家自然种植的蔬菜、水果、杂粮,还有自家用有机谷物酿制的酱油、米酒等。集市规模并不大,商品种类也不算太多,却受到了众多都市白领的追捧和喜爱。很多人都说,他们在那里找到了久违的儿时“味道”。
无独有偶。在上海陕西南路旁的一条老街,也有一个以有机农产品销售为主的小市集,参与者原来是居住在小区内的“老外”,起初是自发组织,经过数年的口耳相传后,如今规模虽然不大,却也做到可以定期举行。
这类市集的出现,可以说是小部分消费者对中国食品安全亮起红灯的一种积极回应。
上海农好农夫市集的发起人易晓武说,据他所知,上海至少有30个类似的市集,但是,目前以实际行动维护环境和食品安全的上海消费者仍然不多。他说,大部分消费者对食品安全感到担忧,但却只有极少数人会付诸行动。另外,还有一部分人,在市场充斥假冒产品的大环境下,对有机农产品的信心仍然不足,认为“我付了高价,买回来的农产品,可能是假的,倒不如买低价产品算了”。
市集参与者之一、也是有机农业实践者的Laura告诉记者,种植有机蔬菜的人一开始就被人冠以“骗子”的称号。就连种过菜的农民也抨击说:“笑话,没有农药没有化肥怎么种菜?我种了20年菜,从来就没离开过这两样。除非这人钱多得开始养虫子,要么这个人是笨蛋。”
她说,自己最近在思考一个问题,大家一直在关注食品安全,关注有机的真假,却似乎从未考虑过为何会造成如此严重的后果。
Laura是一家IT公司的员工,老公在某股份制银行工作,生活原本可以过得很富足。但他们热爱自然农耕,就在崇明租下50亩地,以最原始的方法耕种,除自给自足外,每周定期向会员提供蔬菜配送服务。“做了之后,才知道这其实是一件不讨好的事。”
第一年亏,第二年略微打平,今年刚实现了盈利,似乎看到了希望。但是Laura不无忧虑地说,现在越来越难做了,附近的四五家农场要么倒闭,要么弄虚作假,靠收购别人的菜维持运转。
她说,有机农业之所以越来越难做,一方面是因为只能种应季蔬菜,品种较少,品相差,无法与施加化肥农药的大棚菜竞争。另一方面,有机种植者付出了旁人难以想象的劳力和心力,却很难获得相应的经济和社会上的回报,这让很多从业者逐渐心灰意冷。
Laura说,他们夫妻俩平时在城里上班,大部分农活其实都交给公婆打理,农忙的时候老人家往往从早上6点做到晚上12点,锄地、施农家肥、拔草、除虫,还要为农场会员采摘、装箱,非常辛苦,最近已经在抱怨吃不消了。他们本想招聘一位管理员,但前来应聘的不是抱怨农活辛苦,就是提出让他们很难承受的薪资要求,只得作罢。
在他们所在的崇明岛,愿意务农的人越来越少,很多农村青壮年都选择去城里开出租车,能务农的大半都是60岁以上的老人,这造成了农村劳动力成本的快速上涨。Laura说,2009年农民的劳务费还是每小时5元,现在已经涨到了7-8元。但是菜价却不能涨,一是因为国家限制,二是消费者对价格比较敏感,菜价贵了卖不出去。
她说,“为啥菜都变得有毒了,为啥农民数量越来越少了?我找出了其中一个原因。20年来,我们的工资涨了多少?房价涨了多少?而蔬菜又涨了多少?由于蔬菜长期以来都是低附加值产品,如果不增加亩产量农民怎么活?难道你让他不要购买任何东西,不要出去旅游,不要乘坐交通工具,不要有任何梦想,每天只吃自己种出来的蔬菜过活吗?农民发现自己种那么几亩不能养活自己了,要么外出打工,把土地交给家里老人耕种,要么就流转出去搞大型农场。可是,一亩地的产出是有限的,种地的根本养不活自己,农场难道就能赚到钱吗?当然不能,那只有施加化肥、农药和催化剂,而且不断地加码。这在一定程度上导致如今化肥的使用量达到了1980年的100倍!菜价那么低,产量上不去拿什么赚钱?于是越来越多的化学物质被研究出来,以增加产量。于是菜变得越来越毒,毒到虫子都不肯吃。味道却变得越来越淡,淡到只有水的味道。菜变得越来越嫩,生长期缩短一倍。而所有这些菜变得越来越美,越来越大,这正是人们期待的产品,可以卖个好价钱。可是,这真是人们期待的产品吗?为什么我们身边得重病怪病大病的人越来越多?为什么我们身边的环境正越来越脆弱?”
有机是奢侈的,而且只能是奢侈的。
易晓武说,常有很多朋友在议论有机农产品的价格问题,有机农产品到底贵不贵?有几个问题要先弄清楚:首先,农民能否以此维生,孩子上学家人看病可否支付?其次,如城市穷人消费不起,是谁剥夺了他们的消费力,是比城市穷人更弱势的农民吗?再次,如要农民收入提高,城市穷人又消费得起,谁该拿钱出来补贴?
在国外,有机产业逆势增长,春风得意;而在国内,有机产业只是一帮梦想人群的试验田,这是一条充满着艰辛、质疑、希望和彷徨的道路。有人曾说过,守护自己梦想的人都是幸福的。但是,“有机”在中国是一个听上去很时髦、却也是最复杂的词语之一。它的背后,蕴含着无尽的商机,也暗藏着深层的社会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