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上海的轿车生活

 

     1894年中日甲午海战后，德、美、英、法等老牌列强相继造出汽车，以远比轮船更快的速度驰骋陆上。西风东渐，上海外侨自然对这种新式的交通工具翘首以待，一些富有见识的中国人，也推波助澜、跃跃欲试，他们不仅将汽车看作代步工具，还将其同火车相提并论，认为是中国走向富强之道的重要工具或媒介。而在一般市民眼中，汽车又是权贵、财富与时尚的象征，成为西洋物质文明的最新活标本，这是汽车得以引进并在上海快速发展的社会基础。

　　

1901，汽车登陆上海

 

　　1901年，交通工具中的“骄子”——汽车，由外国侨民引进上海，据说是寓沪西医为求出诊方便而特意引进的。

　　那一年，一位叫李恩时的匈牙利人进口了两辆汽车，从那时起，上海乃至中国才有了汽车(内燃机驱动)。当时有一个叫柏医生的外国人，就坐汽车出诊，因为速度快，救治及时，因此生意十分红火。就像茅盾《子夜》描写的，当捧着《太上感应篇》的吴老太爷晕过去后，不到十分钟，“此时忽然来了汽车的喇叭声，转瞬间已到大客厅前，就有一个高大的穿洋服的中年男子飞步跑进来，后面跟着两个穿白制服的看护妇捧着很大的皮包”。这不就是汽车才能办到的事情？

　　李恩时带进的这两辆进口汽车，据说是美国底特律奥兹汽车公司的产品（也有说是德国奔驰的），其式样为前排驾驶员单座，后排双人客座，车前无挡风玻璃，今日看来是地地道道的老爷古董车。“汽车远远有声来，吩咐行人早避开，惹得乡愚齐注目，这般技巧费疑猜。”从未见过汽车的上海人，见其样式奇异，速度飞快，还不时传来刺耳的喇叭声，无不为之胆战心惊。

　　1902年1月30日，有人向公共租界工部局申请汽车牌照，工部局同日开会讨论后，决定发给临时执照，不过因从未征过汽车税，无例可循，遂暂按马车规格征税，每月捐银2元。但初期会驾驶车辆的人很少，所以这些汽车空搁一年半载不足为奇。

　　

轿车的得名

 

　　汽车落户上海后，发展极为迅速。马路不再是马车的专用道，为适应汽车的需要，马路不断拓宽、延伸，好让汽车从容驰骋。经商的外侨是早期汽车的主要拥有者，他们陆续携汽车来上海，或从国外订购汽车进口。受西风熏陶、好扎台型的上海人也陆续成为汽车的主顾。1903年上海只有5辆汽车，1908年就增加到了119辆，1912年猛增到1400辆。据统计，1934年公共租界已有小汽车9515辆，其中有驾照的驾驶员1604人，有驾照的车主369人，另备案登记的驾驶员17854人；而在法租界，自用汽车4160辆，营业汽车513辆。

　　现在人们叫公共汽车为“巴士”，出租汽车为“泰克西”，这些是英语的音译。上海人称小汽车为轿车，偏偏不用音译，似乎是有来历的。19世纪末出版的小说《海上花列传》一书中，就出现了东洋车(黄包车)、皮蓬车、钢丝轿车、轿车、马车等等称谓，何谓钢丝轿车、轿车？及至读到“将近泥城桥堍，那轿车加紧一鞭，争先过桥”，方明白还是马车。当时小汽车还没有引进，所以，这里的钢丝轿车、轿车并非是后来意义上的轿车，而是比较考究、其形似轿的一种马车。等到小汽车来到上海，人们见所未见，闻所未闻，在万分惊讶的同时，也想不出确切的名称来称呼它，暂且称之为高级“轿车”吧，等到马拉的轿车消失了，引擎驱动的轿车却一直沿称下来了。

 

一号汽车与一号牌照

 

　　解放前有两句话，叫“虽时兴而不得行”与“虽落伍而仍在行”，前者讲的就是周家的汽车，后者讲的就是张聋的轿子。张聋的轿子是供他出诊用的古董级交通工具，据说也是上海滩上最后一顶轿子。而一号汽车的故事，则反映了上海人趋时务新的习性。

　　据说地产大王、犹太富翁哈同是上海最早购买汽车的人，其夫人罗迦棱喜驾车出游，车速极快，但车术平平，常常撞到行人，当时车辆稀少，连巡捕都不知道如何处理交通事故，故只以赔款了事。哈同虽然是最早有汽车的人之一，但却不是拥有上海私人汽车第一号牌照的，为此他一直耿耿于怀。

　　上海拥有第一号汽车牌照的，是宁波商人周湘云，但这辆车究竟哪个牌子、什么模样，恐怕没有人说得出了。

　　据周家后人回忆，这辆老爷车的原拥有者，是丹麦人，因要回国，便将此车连同执照一起转让给了周家。周家将车稍加装饰，换掉车灯，又在车门把手处，镶嵌了铜质的“周”字，遂焕然一新。这就是后来闹得沸沸扬扬的一号汽车。

　　哈同为求好事成双，图吉利，愿以10万银元向周购进第一号汽车牌照，并威胁说，周家如果不允，就派人在街上砸烂它。哈同是租界里的风云人物，权势显赫，说得到也做得到。周湘云也并非等闲之辈，他是经营房地产的大亨，哪肯买账，一口回绝，但又不敢让汽车上街，免得驶上马路，被工部局借口违法交通规则而吊销驾驶执照，只得把车停在自己的豪宅里（现上海青海路岳阳医院门诊部），徒成藏品而已。这就是“虽时兴而不得行”的出处。

　　

但出风头不厌奢

 

　　汽车成为身份的象征，不是吗？你可以自己开车，也可以把方向盘交给穿着干净制服的司机，当你从黑色劳斯莱斯或奥斯汀汽车上下来，有人一面为你打伞，一面为你打开车门时，旁观者的目光总是充满着惊慕。

　　有没有汽车，或者汽车的多少、汽车的品牌，都是衡量你的身价的标准。当时有人说：“对洋人来讲，小轿车应该是他们唯一的选择。”实际上对有钱有地位的华人来说，又何尝不是这样呢？何况，坐汽车办事的潇洒和效率，也远非坐马车或人力车者能比。

　　坐汽车开始成为一些上海市民追逐的时尚，“昔日人惟赛马车，而今更把汽车夸，六元一点钟时短，但出风头不厌奢”。

　　曾就读于圣玛利亚女校的旧上海市长吴国桢的表妹俞秀莲回忆：当年班上三十几名同学都是上海显赫家族的子女，每逢学生一周一次的回家日，校门口便排起汽车长队。这使汽车拥有了一种别样的魅力，拥有者在享受虚荣，“以此为出风头之具”的同时，也在享受汽车带来的效率、舒适和便捷。而没有自备汽车的人，也往往雇营业汽车，不过自我感觉已经差了很多。

富有杀伤力的汽车广告

 

　　有了汽车，就可以走得更远。喜欢兜风的人弃马车用汽车，每逢假日开着车到幽静而充满野趣的静安寺附近，享受自然风光，放松身心，其乐融融。到了二三十年代，汽车已经为数不少，不过有资格坐汽车的，仍是外国人和在洋行工作的高级白领。洋房、汽车和电话，是当时所谓高雅洋派、奢侈优裕的生活方式。报刊上的汽车广告，包括反映上海都市风情的小说、电影，甚至漫画，也无一例外地将汽车当作最时髦的描写对象，推波助澜，渲染汽车不凡的身价。

　　自有汽车以来，汽车广告一直是广告业中的主要客户。当时的报纸，连篇累牍地刊登汽车广告和介绍汽车的文章。上海《申报》于1921年11月开辟了汽车专刊， 每逢周末刊发，一直持续到30年代末，由此可见汽车在当时备受推崇的程度。汽车商又在闹市区域的大楼和路口，竖立大型的广告牌，突出宣传各种名牌汽车，什么“名牌汽车、质量优异、声誉昭著”之类比比皆是。

　　有一幅广告是这样的：一位太太欲出外购物，汽车已经停在门口，另一位太太也想跟着去，于是一同坐上汽车。这本来没有什么，偏偏下面有这样一句话：“有备车比无备车好。”

　　这样的广告杀伤力很大，保不定等先生晚上回来，太太会缠着先生要去买车，赌回这口气呢。（本图文文图由作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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