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车安全，别指望一“部”到位

日多地学童校车交通事故频发，《校车安全条例》也就被提上了立法的议事日程。
笔者童年的记忆，大抵很少有校车事故，因为很少有校车。
根据公安部的统计数据，十多年来，中国交通事故死亡人数一直位居全球首位。“中国拥有全世界1.9%的汽车，引发的交通死亡事故却占了全球的15%，已经成为交通事故最多发的国家。”（《财经时报》2007年报道）在这种恶劣的交通安全状况下，学童和成人一样，共同承担着道路交通的高风险。事故不在校车上发生，也会在其他交通工具上发生。说到底，不是中国的校车不安全，而是中国的道路不安全。校车事故频发，是目前道路交通安全状况恶劣的直接表现和必然结果，而不仅仅是因为没有校车立法。
12月11日，《校车安全条例》（草案）经国务院法制办发布，面向全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国家搞校车立法，当然是“立竿”之举，但仅凭一部新法，能否起到人们期望的马上“见影”的效果，笔者对此是存疑的。
首先，又回到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现今很多问题，根子不在无法可依，而在有法不依。根据国务院白皮书记载，截至2011年8月底，中国已制定现行宪法和有效法律共240部、行政法规706部、地方性法规8600多部。我们注意到，官方文件统计到“地方性法规”，就已经使用约数表达了，这还不包括部门规章、地方规章，以及事实上起着规范性文件作用的各类政策、通知、意见、纲要等等。“文书盈于几阁，典者不能遍览”，在浩如烟海的法律数据库中，又有多少规定得到切实有效的遵守和执行呢？
再以校车交通事故为例。从相关新闻报道来看，校车事故的直接诱因，一是超载，二是超速。难道现有的“交规”允许超载超速吗？规定早就有了，违法者铤而走险，执法者视而不见而已。12月中旬，公安部表态说要以“最高路权”为校车提供保障服务，反映了主管部门严抓校车安全的决心。“最高路权”到底是什么？所谓路权，简单说就是依照法律法规的规定使用公共道路的权利。早在古罗马时代，庞培城的人们为了避免车马与行人混行引发交通事故，便在一些街道上将人行道与车马道分开、并把人行道加高，还在靠近路口的地方砌起一块块凸出路面的石头——跳石，作为指示行人过街的标志。在这样的设计下，行人和车马依据规则在道路上享有了不同的权利，这便是路权的雏形。在今天的交通规则下，诸如绿灯可以通行，直行车辆优先于转弯车辆，公交车有权使用专用车道等等，也是路权的体现。谁拥有“最高路权”呢？这个问题难以回答，因为享受权利必然以承担一定的义务和限制为前提，路权是所有交通主体互相让渡、妥协的结果。比如说，行人有斑马线上的优先通行权，机动车必须减速让行，但同时行人也承担了义务和限制，那就是横穿马路必须走斑马线。可见，路权这个东西，很难说谁的是“最高”的。
有一种车辆享受优先路权，大概谁都不会有意见，那就是执行紧急救助任务的车辆。救护车、消防车在执行紧急任务时优先通行，对此《道路交通安全法》也有明确规定。笔者认为，如果有“最高路权”存在的话，也应该由这些特种车辆享有。而校车是运送孩子们上下学的通勤车，尽管孩子非常重要，总不见得让救护车、消防车为校车让路吧。可见“最高路权”的说法，有失严谨。况且，路权规则的制定，不但要考虑公平，还应考虑效率。以目前各个大中城市早晚高峰时段的交通拥堵状况，是否有条件给予校车“最高路权”，甚至像国外一些地方的做法那样，校车靠边停车时后方所有车辆禁行，等校车下客完毕再恢复通行，笔者认为都需要三思。
我们并非不需要校车立法，但校车安全的实现，不可能通过一部立法一蹴而就，一“部”到位，也不可能通过运动式的短期治理取得成效。我们需要做的，是用更科学、更细致、更踏实、更长效的管理，让孩子得以安全、快乐的生活，不仅在校车里，而且在社会的每一个角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