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尔街的“密室策划”

　　华尔街在中国还是一个令人向往的地方，因为有一个普遍共识：华尔街敢于赚钱，善于赚钱。那么华尔街到底是如何赚钱的？战术讨论会是一个典型的例子。证券分析师与交易员策划于密室之中，互通有无，交换心得和情报。此类会议有一个很好听的名称:“战术讨论会”。该词英文“huddles”，原意为“凑在一起交头接耳”，引申之意为密商，在美国也指橄榄球运动员在比赛过程中的战术磋商。战前“诸葛亮会议”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光荣传统，走群众路线，干部、战士一同献计献策，华尔街的“战术讨论会”与之颇为类似。

从2006年开始，高盛内部定期举行战术讨论会，高盛的股票分析师与高盛的交易员促膝谈心，切磋证券分析和证券交易的战略、战术。一年之后，参加战术讨论会的成员有了扩大，包括来自180家对冲基金和理财机构的经理也有幸参加此类会议。作为交换，高盛承揽对冲基金交易的经纪业务，获取丰厚的手续费。

高盛一贯是标榜自己以客户利益为重，对客户是讲诚信的。高盛与大客户交头接耳，分享内幕信息，也还是讲诚信的。完全不讲诚信，高盛也是玩不动的。只不过高盛是对一部分客户讲诚信，战术讨论会上传递的那些未披露的消息，让在场的客户捷足先登，而不在场的客户则有可能被鱼肉。

战术讨论会上，如果证券分析师事先向客户透露，他们将对哪些证券评级调整，那么相关消息有可能被定义为内幕消息。但高盛对此并未加以审查。自2008年起，高盛装神弄鬼地设立了一个监控系统，用以监控高盛调整证券评级之前客户的证券交易。但此机制启动的前提是，当事人4个月内的交易额达到4600万美元，而且其所得的利润超过300万美元。该门槛过高，客户的许多交易都在高盛内控监管雷达屏幕之外。可以说，高盛的内控机制与其说是用来防止违规行为的，还不如说是一个将违规行为制度化的机制。尤其可恶的是，金融危机之后，高盛仍然死不改悔，继续各种把戏。

  高盛死不改悔，证交会则很被动。如果证交会一查到底，肯定是可以查出问题来的。但证交会只想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所以只将其作为内控问题草草了结。2012年4月，高盛与证交会达成和解，高盛向证交会和金融监管局各支付1100万美元的罚款。但高盛既不否认有错，也不承认有错。对于高盛来说，2200万美元的罚款实为九牛一毛，根本无法触动高管们的神经。战术讨论会持续了五六年的时间，所获利润应当远远大于总额2200万美元的罚款。美国的证券监管形同虚设。

  不错，证交会最后是制止了高盛的战术讨论。但是就证交会的本意来说，应该是不愿过问高盛战术研讨会的问题。何以见得？证交会追查高盛之前，马萨诸塞州已经就同一问题对高盛罚款1000万美元。在监管华尔街方面，证交会很不得力，因为证交会的许多官员本来就是华尔街银行的人。证交会执法部主任罗伯特·库萨米（Robert S. Khuzami）曾在德意志银行供职，长期担任该行投资银行业务的首席法律顾问。库萨米的恩师里查德·沃克（Richard H. Walker）也是两栖动物，一会证交会，一会德意志银行。既然脚踏两只船，那么凡事就要手下留情，不能做得太绝。

  华尔街分析师出问题并非始于战术讨论会。早在2000 年前后，分析师就曾经大肆兜售造假的网络公司，结果受到纽约州检察长的追查，最后整个行业花钱消灾，交了180亿美元的罚款了事。高盛等大银行与美国证券监管机构达成了和解协议，其内容包括：签署该协议的券商从事承销业务时，不得在公司首次公开发行之前发布有关公司的研究报告。不过高盛又想出了战术讨论会这一种妙法。

  “岁岁重阳，今又重阳。战地黄花分外香。”华尔街证券分析师就是有这样的英雄主义和浪漫主义的情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