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中的苦难
阅读提示：赤裸裸地对人类痛苦进行再现是一种自我放任，而且是一种残酷行为。
苗 炜
多年前，和平里有一家电影院，叫“第五工人俱乐部”，我在那里看到了《悲惨世界》，连续看了四遍，电影开头似乎有一行字幕，说，只要世上还有苦难，这个故事就还会流传。穷苦的冉阿让偷了一块面包，被判罚五年苦役。后来他变成了一个有钱人，乐善好施，还当上了市长，他帮助妓女芳汀，救助孤儿珂赛特。里面有个贪婪的坏人，名叫德乃第，他写信的时候问：“绝望的绝怎么写？”他的女儿回答说：“绞丝旁加色。”德乃第说：“绞丝旁放在左边还是右边？”我当时觉得这对话太有意思了，难道法国人会用汉字写信？后来，我看了雨果的小说。再后来，我在伦敦西区看到音乐剧《悲惨世界》的大幅广告，一个青年在街头堡垒中挥舞着红旗，跑去买票，才知道场场爆满，《悲惨世界》是全球上演次数最多的音乐剧之一。前两年，安妮·海瑟薇主演了《悲惨世界》，音乐剧中的那几个著名唱段顿时流行起来。如此说来，这个故事我反复看了三十年，它在我心中激发的道德震荡却越来越小，最早的那个少年，在电影院的木头椅子上，发誓要建造一个更人道的世界，后来是一个中年人，躺在沙发上，看音乐剧纪念版蓝光碟，惊叹于德乃第夫妇的那一段对唱，觉得这两个人也不那么讨厌，那个唱段太诙谐可爱了。
一般来说，描写苦难的作品会得到较高的评价。但在我读小说的过程中，那些描述苦难的现实主义小说越来越显得无趣。为什么会这样？我从来没认真想过。直到有一天，读到文学评论家特里林的一篇文章叫《惰性的道德》，特里林从一本美国小说谈起，那本小说的大概情节是，某个青年，本来在技校读书，看似有不错的前程，但父亲生病了，他不得不接手父亲的农场。不久，父亲病故，母亲也染病，有个女子来农场帮忙，青年和那女子草率地结婚了，结果那女子变得不通情理，而且，很不幸，也生病了。于是夫妇俩请来了一位温柔的姑娘帮工，男主人公和这位姑娘坠入情网，妻子发现了，要把姑娘送走，男青年便和姑娘商定要殉情，他们从一座悬崖上跳下，结果没有摔死。男的变成了瘸子，女的瘫痪在床，妻子照料这对受伤的恋人，把他们看管起来，同时，妻子也忍受着一种奇怪的病症。小说情节这样一归纳，几乎有一种喜剧效果。特里林教授说，这个小说没有提出任何道德问题，小说中的角色都根据自己的社会身份，做出本能的被动的反应。
作者只是再现一个悲催的场景，特里林说，对人类痛苦进行的文学再现受到某种礼仪的制约，这种礼仪规定，再现不能是没有缘由的，不能为再现而再现，赤裸裸地对人类痛苦进行再现是一种自我放任，而且是一种残酷行为。这种残酷行为并不是悲剧，悲剧总会引导我们看到更深刻的东西。我们观看悲剧时会产生愉悦感，会有负罪感，也会产生某种理性。单纯地描绘人间惨剧，是对阴郁生活的真实写照，但这样的作品也表现出道德上的惰性。
特里林这篇文章醍醐灌顶，然而，我也不想以此为借口，说自己对苦难的漠视全是因为那些描绘苦难的作品太幼稚。我知道，世间许多苦难，其间的主人公除了赴死一途，并没有什么选择的余地，既然无从选择，也就没什么能让我们这些看客审美的东西。小说《米德尔马契》中有一段话非常有名——如果我们有敏锐的目光和感受去体察他人的生活，那种感觉就会像聆听青草生长和松鼠心跳的声音，寂静另一侧的巨响或许会要了我们的命。正因如此，我们当中最敏锐的人在四处走动时，用愚蠢封闭了自己的感官。
《悲惨世界》中那面战斗的红旗，我们都很熟悉，也曾为之激动不已。然而，我还是乐于看到青年马吕斯和珂赛特幸福地生活在一起，他们念及冉阿让的一生，心中会有善良与正义充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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