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累斯顿某个人

　　你可能看过德累斯顿大轰炸的照片，最有名的一张是从市政厅塔楼拍摄的，下面一片废墟，画面右侧近景是一个雕塑，德国雕塑家奥古斯特·施赖特穆勒的作品，是一位“善良”使徒。

　　塔楼上原有16座雕塑，代表16种美德，智慧、勇气、忠诚、信仰和善良，这五个是施赖特穆勒的作品。剩下的是牺牲、力量、毅力、虔诚、怜悯、希望、爱、智慧、警惕、真理和正义，由其他三位艺术家完成。市政厅塔楼原本是一个正八边形结构，八边形每个连接点处有两座雕塑，“善良”使徒位于东南角，他面向东南，略向前倾，左臂下垂，左手微微扬起，似乎想挽救脚下的废墟。

　　施赖特穆勒是德累斯顿艺术学院的教授。市政厅上的雕塑在1908年到1910年间完成。在大轰炸中，施赖特穆勒的住处和工作室都被炸毁。

　　德累斯顿当时有一个很重要的企业，蔡司光学。有一个犹太人就在蔡司工作，叫维克多·克伦佩勒，他参加过一战，在德累斯顿工业大学里当过老师，他的妻子叫爱娃，是雅利安人，因为有这样一个雅利安人老婆，克伦佩勒没有被送去集中营。克伦佩勒是一位学者，他留下来的日记，是研究第三帝国很重要的一份材料。克伦佩勒日记的英文版1995年出版，分为三卷，分别是1933年—1941年、1941年—1945年、1949年—1959年。英国历史学家埃文斯的《第三帝国的到来》里，还引用了20年代的几则克伦佩勒日记。那几则日记记下了魏玛共和国的通货膨胀。

　　1926年，克伦佩勒记录，反犹主义在魏玛共和国升温，犹太人很难在大学里谋职。1932年，他记录下魏玛共和国最后的动荡，1933年3月，他在日记中写道，德国不会被希特勒拯救，德国将迅速驶向一场灾难。德国将永远无法摆脱和纳粹同流合污的耻辱。1933年6月，他开始编写一部纳粹术语词典，6月30日，收录了第一个词条，是“保护性羁押”。战后，他出版了一本书叫《第三帝国的语言》。

　　《第三帝国的语言》描绘的是纳粹意识形态是如何影响德语的，克伦佩勒在书中说：“我的日记在这些年里一直是我的平衡杆，没有它我早已摔下去上百次了。在感到恶心和渺无希望的时候，在机械的工厂劳动无尽的荒凉中，在病人和死者的床边，在一个个墓碑旁，在自己内心的困窘中，在极端耻辱的时刻，当心脏在物理意义上停止工作时，总有这个自我要求来帮助我观察、研究、记住正在发生着什么，明天它就会是另一副样子，明天你对它的感觉就会不同。记下它现在的样子和表现。”可以说，是日记，以及对第三帝国特殊语言的研究兴趣让他扛过了二战的艰难岁月。

　　有一位犹太哲学家阿维夏伊·马格利特，写过一本书叫《记忆的伦理》，讲“道德见证者”这一现象。马格利特说，维克多·克伦佩勒就是个“道德见证者”，在没有希望得到外部道德注视的情况下与自己遭遇的邪恶一决高低。这本日记能不能被别人看到呢？他写了日记要藏起来，那这个道德共同体在哪儿呢？马格利特说，最小的道德共同体就存在于一个人的现在自我和他的未来自我之间，现在的我要为未来的我保持一个道德前景。道德见证者最小的希望就是对于未来之我的信念。这个信念太微弱了，但战后的克伦佩勒和那个1933年至1945年间还坚持写日记的克伦佩勒之间有一个道德纽带。两个克伦佩勒建构了我们可以设想的最小的人类共同体。

　　我们每个人都有可能经历一场灾难，都有可能做一个道德见证者。我们这里的道德见证者并不多，但做道德见证者的机会并不少。（撰稿 苗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