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文辞的美

　　这次我想介绍一本书，叫《国文课》，副标题是“中国文脉十五讲”。作者徐晋如开篇就说，他是新文化运动的反对者，正是新文化运动断了中国的文脉。《国文课》从《诗经》讲到李杜，讲到宋词。作者说，“我认为骈文是中国文字运用到了极致的产物，是汉语之美的最终极体现，因此骈文应该有比古文更高的文学价值，更应该被看作是中国文章的正宗”。

　　徐老师说，从魏晋到唐代，公文如制、勅、诏等等，大多用骈体文写成，骈文能表现朝廷的威仪，国家的典重，直到清代，判词都是用骈体文写的，因为法律是严肃的，骈体文才能表现严肃性。有一位台湾学者也说过，汉之赋，唐之诗，宋之词，元之曲，无不特具体裁，别有风骨。然文章之华美，辞藻之旖丽，声韵之协调，对仗之工整，词匀色称，气静机圆，则莫若骈四俪六之文。国家的典章用骈文来表达，会增进国家的神圣感和庄严感。

　　古文与骈文之争，不是什么新鲜事。在新文化运动之前的北大，就有章门学人与桐城派文人之间的论证。桐城派文人是推崇散文的，我们上中学学过姚鼐的《登泰山记》，那就是桐城派的散文，到北大初创之时，桐城派文人吴汝纶担任京师大学堂总教习，林纾授课时，以姚鼐、曾国藩所选古文为教材，到后来，黄侃等人加入北大，黄侃讲《文心雕龙》，推崇以《文选》为代表的魏晋六朝骈文。等胡适、陈独秀等人发起新文化运动，钱玄同直接开骂，“选学妖孽，桐城谬种”，前一句骂的就是推崇骈体文的黄侃等人，后一句骂的就是桐城派那些推崇古文的。据说，黄侃后来上课，五十分钟一堂课，前三十分钟都用来抨击白话文运动。

　　现在我们看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可以简化为“八不”，其中有两条说的是不用典，不讲对仗。胡适说，施耐庵、曹雪芹、吴趼人皆文学正宗，而骈文律诗乃真小道耳。这种说法就是用西方的文学标准来看待中国文学，把小说的地位大大提高，而对骈体文很是不屑。胡适这篇文章发表在1917年的《新青年》杂志上。

　　徐晋如这本《国文课》再度为骈体文翻案，他说，中国文字的特性，决定了中国必然会产生骈体文，也必然会产生格律诗。中国文字从读音上就分平仄，从字性上又分虚实动静，最宜于对仗。从哲学基础上看，有阴必有阳，阴阳相生相济，对仗就是这一哲学思想的美学实践。《文心雕龙》中就说了，骈体文就是基于汉字特点而自然形成的，所谓“造化赋形，支体必双，神理为用，事不孤立。夫心生文辞，运裁百虑，高下相须，自然成对”。诸子中骈语就不少，比如《老子》中的大器晚成，大音希声。再比如《庄子》中的名句，“鹪鹩巢于深林，不过一枝；鼹鼠饮河，不过满腹。”

　　我们年少时的背诵，的确是喜欢对仗，比如背《滕王阁序》，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渔舟唱晚，响穷彭蠡之滨，雁阵惊寒，声断衡阳之浦。再比如背杜甫，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万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独登台。从这个角度看，小孩子背诵《声律启蒙》，其实就是在没有现代语法概念的状态下理解词性。

　　徐晋如在《国文课》中说，骈体文的风雅，很大程度上是靠频繁的用典故。这会让文章更加深刻婉曲，文辞更加典雅。徐老师强调，这样美好的文学，本来就需要读者达到一定层次之后，才能真切理解的。

　　我得承认，我虽然是中文系毕业的，但我的层次还是达不到欣赏骈体文的高度。我肯定是新文化运动的支持者，喜欢白话文和英文更多一些，但我感觉《国文课》这本书也很有意思，作者徐晋如毫不避讳自己的观点，他对中国古文辞真是热爱。我们也可以通过这本书，对中国古文辞多一些了解。（撰稿 苗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