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字典小考

　　《鹿鼎记》第一回，有吕留良指导儿子识字读书的场景，吕留良先在纸上写下“鹿”和“逐鹿”，讲解《汉书》中的一句，“秦失其鹿，天下共逐之”。小孩子聪明伶俐，一下就明白了“逐鹿中原”的意思。吕留良接着在纸上画一只鼎，讲古人煮食，不用灶头，而是用鼎。又讲《史记》中的一句，蔺相如对秦王说，“臣知欺大王之罪当诛也，臣请就鼎镬。”接下来再讲《左传》中的一句，“楚子问鼎之大小轻重”。小孩子也就明白了“问鼎”是什么意思。这一段是向读者解释“鹿鼎记”书名的来历，但也展现了一个读书识字的人，是怎么教孩子。韩愈有文章说，“凡为文辞，宜略识字”。杜甫有诗曰，“清诗近道要，识字用心苦”。韩愈、杜甫所说的“识字”可不是认得两个字那么简单。宋人魏了翁说，“吾所谓识字者，若好学者，又于此溯流寻源，以及于秦汉而上求古人所以正名之意，则读书为文也其庶几乎。”这句话的意思是，要识字，就要对每个字追根溯源，从秦汉典籍中理解古人用字的本意。吕留良这样的大儒，教自己的孩子识字，所举例句来自《左传》《史记》及《汉书》。

　　如果要像吕留良那样教孩子就得准备一套《汉语大辞典》，我觉得还没必要。《新华字典》就够使了。早年间有人给我做过一个测验，他说，翻开《新华字典》任何一页，你都会找到一个自己不认识的字。我试过，翻开很多次，每次都至少会遇到一个不认识的字。南开大学孙昌武教授说，《新华字典》是一本普及型的小型字典，但不可小瞧，它收有一万多个字、三千多个复音词，当初是叶圣陶、魏建功、金克木等人编撰，后来又经王力、游国恩等人修订，这些人都是大学问家。我从来不敢小瞧《新华字典》，买下《新华字典》后，我又顺手买下“新华字典研究”一书，看看这本发行六十多年的字典，背后还有什么故事。

　　抗战胜利后，北大许多教授返回校园，某日，魏建功先生和周祖谟先生聊天，说起要编一本字典。具体讨论时间不可考，金克木回忆文章中说，“人民解放军已经包围北平，我们在魏家的大厅屋中草拟新字典的构想。老式房屋内光线不强，我们在朦胧中高谈阔论，涉及英文中的约翰逊博士字典、牛津字典、韦伯斯特字典以及黎锦熙主持多年未能成书的《中华大辞典》等等。城外传来的炮声仿佛给我们打击节拍”。魏建功先生的《编辑字典计划》，写作时间是1949年4月27日，此时北京已经解放，北大教授已经能拿到用小米折发的工资。

　　这份《编辑字典计划》寄给上海开明书局。不料，开明书局的叶圣陶先生已经到了北京。1949年5月6日，叶圣陶日记中记载，他与魏建功见面，谈起编字典的事，说“其字典注重于活的语言，以声音为纲，一反从前以字形为纲之办法，的是创新。……此须俟上海解放之后，南北通信商量，始可有所决定也”。当晚，叶圣陶和魏建功在北京隆福寺吃了顿饭，席间畅谈。

　　叶圣陶就任新中国出版署副署长兼编审局局长后，在编审局内附设新华辞书社，1950年7月27日，叶先生日记记载，这天上午九点和吕叔湘、魏建功等人开会，讨论字典如何编辑，技术问题甚多，到下午4点才散会。编纂工作完成于1953年12月4日，叶先生日记中说，“辞书编辑室之《新华字典》已完工，即将出版”。

　　最初几版的《新华字典》是由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的，1954年，已经公私合营的商务印书馆改组为高等教育出版社，1957年，商务印书馆又恢复了，《新华字典》交由商务印书馆出版。（撰稿 苗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