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经的波希米亚人

　　上海永嘉路上有南国艺术学院旧址，是一栋新式石库门建筑，建于1927年。田汉1928年在此建立南国艺术学院并居住在371号。田汉当年是个“波希米亚人”，日本作家谷崎润一郎到上海，带着田汉出入酒馆和欢场，田汉袜子上有破洞，谷崎润一郎看着田汉颇为拘谨的样子，称他为“爱郁病患者”，总问他，“你的忧郁症又犯了”。田汉写过一篇文章《我的上海生活》，发表在1926年《上海生活》创刊号上，他引用颓废派诗人魏尔伦的诗，“去吧，一切虚浮的欢乐啊/你和度你的放荡生活之夜一般短促/人生没有一样甜美的东西我们用明眼看他的时候/有之则为忧郁/啊再甜美没有的忧郁”。

　　有一本书叫《戏剧、革命与都市漩涡》，这是葛飞先生的博士论文，副标题是“20世纪30年代左翼剧运、剧人在上海”。葛飞在书中说，当年在上海，左翼文化是风潮，大量文学青年要描写无产阶级，电影要关注劳苦群众，“电影皇帝”金焰深受观众喜爱，他的银幕形象有不少是工人。左翼小说也许成就不高，但左翼电影《神女》《乌鸦与麻雀》都成了经典。

　　葛老师在书中分析以田汉为代表的“波希米亚人”的生活状态。葛飞讲先锋党对他们的吸引力，“先锋党的一个重要职能就是让大家团结起来，使新阶级的激进分子能够承受同当权势力对抗所带来的危险……”

　　陈白尘是当年“沪漂文艺青年”的代表，只要能以笔墨谋生，穷文艺家就会在城市里聚居，他们具有反抗资本主义生产伦理的意识，但要靠文化市场生存。陈白尘1926年初入上海，为了挣稿费，一年写五个长篇。他在上海文科专科学校上过学，后来进入田汉主持的南国艺术学院，那是众多波希米亚青年的据点，他做过账房先生，凭借南国艺术学院的学历在安徽和江苏做乡村教师。九一八事变后，他因“抗日言论”被捕入狱。他在监狱中不再为生计发愁，专心写作。1935年3月，陈白尘从“苏州反省院”出狱，再次来到上海，与朋友合租了一个亭子间，开始写历史剧。从初入上海，到获得一个稳定的住所及一个稳固的文学地位，陈白尘用了九年的时间。

　　葛飞还有一本书叫《左右雅俗之间的三十年代文艺》，他讲左联作家郑伯奇为了谋生加入《良友》画报，虽心向劳苦大众和社会主义，但每天编辑的内容是美女和好莱坞。葛飞发明了一个概念叫“革命超我”，左翼青年应该去工厂做工人搞工运，应该去前线去北方，这是“革命超我”对留在上海的文艺青年提出的要求，不能应对这个“革命超我”就难以自洽。葛飞讲左翼戏剧搞起来之后，各剧团都缺剧本，演员白薇去见鲁迅先生，请鲁迅写剧本，鲁迅很生气，问了一句：“你们的人呢？”葛飞分析30年代上海文坛人与人的关系——作家群、师门、宗派是边界较为模糊的关系网络，公共空间上演“表彰—致谢”仪式是构筑作家群、师门等场域关系最重要的仪式，前辈、文坛宗主通过作序以及其他形式的评论，通过编辑书刊、选文等方式提携后进，汲引同道，同时也在鼓吹某种文学上的主义，拥有资本较少的作家附和、模仿、致谢，由此来建构身份认同。二三流作家也要纳入某个流派、某个社团，才能在当下的文坛/后世的文学史中占有地位。

　　葛飞现为南京大学中文系副教授，他研究的是20世纪30年代的文艺，他这两本书虽是学术著作，但对我了解上海文坛旧事和名利场有很大帮助。撰稿 苗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