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近代诸子”

　　几年前，我看到严复译《天演论》的第一句——赫胥黎独处一室之中，在英伦之南，背山而面野。槛外诸境，历历如在几下。乃悬想二千年前，当罗马大帝恺撒未到时，此间有何景物。

　　这句话真是漂亮的汉语，如同原文是一句漂亮的英文一样。

　　王佐良先生曾经分析过严复的译文，王佐良说：“两相对照，就可以发现严复是把整段原文拆开而照汉语习见的方式重新组句的，原文的组合长句在译文里变成了若干平列短句，主从关系不见了，读起来反而更加流畅。原文里的第一人称成了译文里的第三人称‘赫胥黎’，也是值得注意的变化。为什么要这样变？很可能是为了让译文读起来更像中国古代的说部与史书，史书的开头往往是太史公曰，臣光曰之类。”王佐良继续分析，原文是板着面孔开始的，IT may be safely assumed that，译文则给读者一个戏剧性的场合——赫胥黎独处一室之中。王佐良自问，严复为什么要把这样一本科学理论著作译得戏剧化？王佐良自答，严复要把这本书译成一部有强烈的历史意识的著作，所以他会调动各种风格手段来增强读者的历史感。

　　假想一下，有个晚清的读书人，他看到《天演论》会是什么感受。他看到梁启超的文章或者章太炎的文章会是什么感受？然而，人脑子里想什么，会决定他干什么吗？有革命观念，就会投身革命吗？福柯有一个比喻，把一张渔网丢到海里面，网随着洋流飘动，人就好比是渔网中的一个个节点，被网线不断地拉扯。人的社会行为往往就是被一根根无形的社会网线不断拉扯的结果。人的行为往往不是由他的思想所决定的，而是由社会结构所决定的。我们常常讽刺许多人生活中唯唯诺诺，却在网上“重拳出击”，其实仔细想想，这不就是人的常态吗？

　　我不可能变成一个晚清的秀才，我现在看《天演论》看梁启超，不过是欣赏一下美妙的词章，然而这些文词依然会在心中激荡。假想一下，一个晚清的年轻人，他可能留学日本，听章太炎讲座，或追随康有为和梁启超。北京大学社会学系主任渠敬东教授说：“你应该用近代诸子的眼光去打量这些人，就像看先秦诸子一样，严复、康有为、梁启超、章太炎、王国维，哪一个不是以他的学识，以他的情感，以他的使命担当，得以人生的最大实现？他们把儒道释和西学不断融合汇通，又把自己的性情和人生际遇投射其中。以严复为例，他主持北洋水师学堂，做北大校长，包括后来参与筹安会，有出于其本心做的事，也有他被迫做的事，一个时代各方面的畸变产生了一个复杂的人生，他一生的历练，他一生起伏的幅度和张力，这都是学问，绝不是你在教室里念念书就能评价的。本质而言，这些人都是很难评价的，他们的境遇，他们思想的广度和深度，让他们有魅力。你最好把他们理解为中国的近代诸子，以这样的心态面对严复、康有为、梁启超这些人。”

　　我跟渠敬东老师是在清华大学边上一栋写字楼里见面，那是个盛夏的上午，从全国各地来的游学团排队进入清华大学参观，在校门口照相，让我感到一种来自知识系统的压力。和渠敬东聊天完毕，我感到一阵轻松。撰稿 苗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