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上校”同窗

在我读中学那会，正是社会上非常混乱的年代，读书既不能做官，不能成名成家，也不能摆脱毕业后去农村修地球的命运，于是谁也没有心思读书，不少问题学生就在社会上混，加之有些已经上山下乡的知青，回来探亲后就不走了，成了社会上的闲散人员，两个“族群”汇成一股浩浩荡荡的浊流，豪情满怀地演绎水泊梁山的英雄传奇，使70年代初的上海底层社会充满了江湖气息。

　　我们班里有一男同学，绰号“上校”。这个人比较笨，读书更加差劲，还有一个爱慕虚荣的毛病——是啊，小青年哪个不爱虚荣呢？有一天他戴着老妈给他买的上海牌手表走在路上，还将袖子挽得高高的，相当惹眼。好吧，有一回就被一个身高马大的人堵住在狭窄的小弄堂里，要“卸龙”——拦路抢劫他人手表的江湖表述。“上校”自知不是对手，脱下手表战战兢兢递上。那剪径者看他倒蛮爽气的，突然改主意了，“朋友你是模子，这只龙你留着自己白相，老阿哥再送一只。”当即捋起自己的衣袖，手臂上总共箍了十多只手表。“上校”哪里见过这个阵势，连连倒退。对方一看“上校”原来是只菜鸟，就摘下一只扔给他，头也不回走了。

　　第二天“上校”在学校里给我看这只手表，劳力士，金壳。他在结结巴巴描述这次奇遇时，眼睛里充满了对江湖社会的向往，两年后我看《闪闪的红星》，在小冬子脸上才再次看到相似的表情。

　　后来“上校”爱上了一个女同学，正宗“赖三”，这事在当时十分正常，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电影里的女特务是妩媚的，“赖三”也是妩媚的，中学生爱女特务兼及“赖三”，就跟今天哈韩哈日一样。为了讨好他的“敲定”（北方话就是对象），“上校”将所有的零花钱都买了衣服送给她，对方照单全收，但时间一长，资金链发生断裂，情急之下去偷人家的衣服，江湖上叫作“收皮子”。将人家晾晒的衣服一竹竿悉数收拾，趁晚上天黑去江边码头卖给进城送蔬菜的农民，正在交易时，被警察逮个正着。

　　第二天，消息就传到课堂里，听说“上校”因“收皮子”而进去了，大家笑得前俯后仰，包括他的“敲定”。

　　几天后我陪“上校”的老妈去建国西路的拘留所送衣物，三个月后再陪她去送过冬衣服，但看门的警察说已送到厂里去“强劳”了。“上校”的母亲听了当即晕头转向，她以为这是判决呢。事实上，在当时的形势下，送到厂里去劳动，对够不上判刑的在押人员而言，也算一种惩罚。

　　于是，我陪他的母亲再来到斜土路上的采矿机械厂，当时卢湾区有两个工厂是公安局特设的强劳基地，另一个是缝纫机台板厂。送进衣服，又听我作了解释，他母亲稍感欣慰，然后等了很长时间，才有机会隔着铁门偷偷往里看一眼，一片红光处有几个人影在晃动，大约是强劳人员在做夜班吧。

　　半年后，“上校”回家了。老同学的身体明显拔高，皮肤黑里透红，饭量大增。说起那片红光，他说就是翻砂车间，他干的活就是这个。比起吃小官司（关押在拘留所里等待发落），“当然是强劳略好一点，吃得饱，每周有两顿大肉，还能透透空气看看野眼。假使活干得好，还能向师傅讨支香烟。而在庙（拘留所）里，一丝女人味道都闻不着，所以听到管教叫我的名字，我一蹦老高……” 说完，还对我秀起了肌肉。

　　大笑的声音仿佛还在耳畔回响，四十年光阴就弹指而逝！但从此我知道，在特定环境下，强劳是可以让一些人心花怒放的事。

　　前不久，《拘留所条例》已由国务院第192次常务会议审议通过，将于4月1日起施行。其中一条涉及日常作息，明确了被拘留人每天不少于2小时的拘室外活动时间；不得强迫被拘留人从事生产劳动。也就是说，强迫劳动这档事再也不能安排了，即使在押人员为多吃几块红烧肉而自告奋勇、心花怒放也不成。前提当然是，拘留所应当在24小时内将有关材料转送有关机关，不得检查或者扣押，像过去一关就是两三年的情况一去不复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