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电影院可不可拆？

　　上海的浙江电影院面临拆迁的消息见报后引起了市民的热议，其实最应感谢的是报料的摄影家席子和前往调查与报道的记者。日前，在一片激愤的质疑声中，开发商向媒体明确表示，浙江电影院将予以原地保留，重新改造后仍作为影剧院使用。

　　这件事似乎以舆论大获全胜而暂告段落。这起事件的实质，是在中国经济高速发展，历史建筑保护严重滞后，资本方横冲直撞地挤压公共空间与公共资源的大背景下，社会普遍存在的文化焦虑症，以及民众为捍卫日趋稀薄的社会利益而作出的自保行为。

　　不过我还觉得骨鲠在喉，不吐不快，我也知道我的观点将招致选择性误读与谩骂式诘问，但构建理性的公民社会的正当性与迫切性，让我鼓起勇气写下这篇短文，并求教于方家与网友。

　　首先我对邬达克的粉丝表示由衷的敬意，据东早记者统计，邬粉有1700多人，他们都是“暴走邬达克12小时”活动的参与者。他们以暴走的形式盘点历史文化遗产，唤起民众的文保意识，具有积极意义。不过我以为粉邬可以有多种形式，从建筑学与中外文化交流史层面进行研究也许更有意义。 

　　邬达克在上海突然走红，很大程度要归功于摄影家尔冬强的“发现”，他走访并拍摄了邬达克在上海留下的几乎所有作品，以及同时代的Art Deco建筑。但是，我从来没听他说过浙江电影院。随着我对邬达克了解的深入，这一伟大建筑师的形象越来越在我面前清晰起来。他之所以成功，一是天赋极强，脑子活络，大难不死，审时度势，聪明地选择了在上海打工及创业。二是上海的开放环境给冒险家和艺术家们提供了广阔的舞台，机遇多多，他是受益者。三是他善于学习克隆，惯于看风使舵。尤其是第三点，他在上海立足之初，设计的建筑可说是照搬欧洲古典主义风格，在西风东渐的大形势下，满足了中国富裕阶层保守求稳的审美要求。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欧洲建筑界分裂成新旧两大阵营，装饰艺术风格流行，他利用自己的背景与渠道，率先获知这一信息，将西方新建筑运动成果引入上海，慢慢获得认可。

　　为什么说“慢慢”？因为一开始这路摩登风格还曾受到业内外人士的种种嘲笑与质疑，最后沙逊大厦在外滩落成，将复古与摩登融于一体，才冲溃了人们的保守思维，为Art Deco建筑全面登陆扫清障碍。

　　与邬达克在同一片蓝天下，在上海这张白纸上设计伟大建筑的有许多人，包括外国建筑师，但我要呼吁的是，在尽情粉邬的同时也请关注一下本土的建设师，他们中有庄俊、范文照、吕彦直、张光圻、李锦沛、赵深、陈植、童隽、董大酉……他们留学美英等国，毕业于世界名校，作品有南京大戏院（上海音乐厅）、恩派亚大楼、慈淑大楼、金城银行、大上海电影院、基督教女青年会、大上海计划中的主要建筑等。当邬达克建成吴同文的绿房子后不久，范文照拿出了艺术品质丝毫不输他的美琪大戏院。外滩被誉为万国建筑博览会，但一半以上是由本土设计师、工程师建造的，他们中还有不少是来自高桥的“乡下人”。我们不能忘记中国现代建筑业的老前辈啊!

　　最后回到浙江电影院上来，邬达克在上海留下六十多件作品，有些绝对是现代建筑的杰作，但受条件限制，浙江电影院并不完美，在一座城市文化叠加与拓展的过程中，我们要保留最有代表性的标本。与浙江电影院隔街相守的福州路菜场，它建于1930年，是当时租界内规模最大的室内菜场（不是之一），也是有代表性的现代建筑。那么要不要保护起来？如果两者都要保护，那么浙江路的瓶颈口将永远无法打开，交通将永远堵塞下去。

　　所以在许多事情上，民众与政府都要理性思考，理性表达，具有前瞻性和可操作性，最终作出最有利于社会建设和文化发展的决定。比如在浙江电影院的去留问题上，我希望看到有一个多方参与对话与评估的渠道与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