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保建筑没有“原罪”

　　好像是为了给过去三十年来城市改扩建中的大拆大建赎罪，今天的老房子一旦挂上了保护建筑的铜牌，像怀揣铁券丹书那样可免于一死，但从此又如禅房入定，将万丈红尘屏至千里之外。群众文保意识增强了，当然是好事，对文保部门也可形成舆论监督。但地球人都知道，房子长期不住人并非太平无事，再说日常维护也花费不小。于是近些年来有关部门引进民间资本，试图闯出一条文保建筑开发利用的新路子。
　　不过兹事体大，弄不好给媒体逮着，就是一篇惹火的文章。这不，前几天有群众曝料：太原市文保建筑“晋绥铁路银行旧址”被开发成了一家面向山西金融家的会所，吃喝玩乐全包，动静老大了。据说这个晋绥铁路银行建于1911年，是民国时期山西的重要银行，没有之一。三晋大地啊，票号的发祥地，对金融业素有深厚感情，这幢老房子在老西儿的眼里自然成了宝贝疙瘩。不过金融家们有感情，老百姓也有感情，为何只许土豪“俱乐”，不让我们群众“俱乐”？
　　我还了解到，虽然“开发利用起来，让它有一定的造血功能”（会所负责人对媒体所言）是一个不错的选项，但这处文保建筑在开发利用前并没有经过文物部门的同意，怪不得群众要围观起哄。
　　我不是反对文保建筑的开发利用，相反，我一直反对文保建筑的僵尸化——那其实就是走向新一轮死亡的开始。我支持文保建筑的活态保护，还为此写了不少文章，向有关部门提过不知多少建议，有些还很快落实了。从大环境上说，上海在这个方面是走在全国前列的，有些案例颇具参考价值。比如建于1923年的太原别墅，四幢折中主义风格的建筑加一个大花园，它的主人是英国贵妇狄百达夫人。1945年秋，马歇尔来中国调停国共两党的争端，就入住此地。建国后，太原别墅归市政府所有，曾经接待过国家领导人如刘少奇、朱德、董必武、周恩来等，外国元首有印度尼西亚总统苏加诺、印度总理尼赫鲁，以及胡志明和金日成等。嘿嘿！林彪、江青也曾在这里“驻跸”。江青每次来太原别墅，服务员都会万分紧张，她要将窗帘、沙发、地毯等“软装饰”一律改成草绿色，实现所谓的军事化。如今，太原别墅也对社会开放，无论何种身份，都可以在此宴请酬酢，新人们也常常来这里举办婚礼。
　　还有衡山路徐家汇绿地上的小红楼，也是老洋房开发的案例。1921年，两个法国人在这里建起了这幢三层楼的法式小洋楼，开了一家唱片公司。后来被英国EMI百代唱片公司收购。建国后，上海唱片厂在此诞生。十年前，民间资本进入，在此开了一家西餐厅兼酒吧，但原有的建筑风貌完好如昨，各房间挂着旧时明星的黑白照片，赵丹、周璇、姚莉、聂耳、冼星海、黎明晖、黎锦晖、严化等人的笑容已与这幢建筑融为一体。
　　在国外，古建筑的开发利用比我们早得多，甚至不拒明火，比如德国萨尔茨堡山顶有个“鹰巢”，就是希特勒的休假胜地，现在也成了旅游景点，老房子里开了餐厅，生意相当火爆，墨索里尼送给他的大理石壁炉还在熊熊燃烧呢！再比如十年前，我在芬兰土尔库的一个城堡里体验过一顿“仿古盛宴”，由赫尔辛基歌剧院的演员扮演的“国王”、“王后”盛装主持宴会。土尔库从13世纪到19世纪一直是芬兰的首都，瑞典的14个国王都曾把这座坚固的城堡作为王宫。因此，芬兰总统曾在此地自豪地接待过前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
　　一座饱经七百年沧桑历史的古城堡，经常举办音乐会和高规格的宴会，会不会破坏它的历史风貌和完整性？芬兰人很自信地对我说：古城堡不能成为没有灵魂的躯壳，只有利用好了，才能体现它的生命价值。
　　所以，文保建筑没有原罪，有法可依的开发利用也不是错，关键在于让文保建筑保持原有的格局、风貌以及历史信息与文化价值，实现共有共享，而非少数富人的专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