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疫考验“数字中国”，也是机会

　　大疫降临，整个社会在经历了初期的惊慌和愤怒之后，各项抗疫工作正在转向正轨，“部队已经到位，战壕已经挖好”。别的不说，就拿大城市的口罩购买来说，已经经历了几次的“产品迭代”——先是排队买口罩，如果卖完了，第二天一大早再继续排队。从2月2日起，上海实施先向居委、村委预约登记，再拿票证购买的“凭票模式”，但基层预约登记、统计上报、分发凭证的工作量不小。之后有很多街道推出小程序预约登记，扫一扫二维码，登录一下小程序就能完成，不必折腾居委会，也不必去排队。大疫之下用手机解决吃穿用度，很快又回归了人们所熟悉的“拇指解决”模式。

　　这个口罩的购买模式“进化过程”也不过用了三五天时间，就从“凭票供应”，跃迁到网购时代。

　　再比如，武汉为了切断病毒传播，停止了公交、地铁服务，但是医护人员上下班就成了问题，之前就有热心市民组成了志愿服务队，医护人员为了提升自己的打到车的机会，就要加很多微信群。但是，互联网+平台又成了新的整合者，2月1日，高德打车联合武汉当地出行合作伙伴组织了公益志愿者车队，上线“医护专车”服务，武汉市内所有医护人员可通过高德APP打到免费车，这也是通过互联网APP强大的组织协调能力，将之前分散、沟通成本巨大的志愿者搭车服务聚合在一起，精准匹配了特殊情况下的运输供求关系：把志愿者服务的好钢用在刀刃上。

　　这种高速的迭代、进步，还是源于“数字中国”既有发达的互联网基础设施，以及中国人广泛养成的互联网+的生活习惯。大疫之下，互联网的非接触、数据高效聚集、供求即时匹配的优势成了可贵的亮点。前述的演进过程，就是经济学家所讲的“自发秩序”，整个体制有一个完整的发现问题、反馈信息、自我完善、自我更新的迭代过程。

　　其实，大疫也算是“有恩”于中国互联网行业。17年前的非典成为阿里、京东等电商迅速崛起的契机。北京在非典之下封城，反而让中关村推销刻录机的刘强东找到了线上销售的真谛。2003年5月，彼时还在西湖畔创业的阿里巴巴迎来了感染非典的员工，她是当时整个杭州四位感染非典者之一。但是，非典也给尚在襁褓里的阿里带来了机会。当时很多外商无法来华做生意，于是选择了在网上交易，结果，阿里巴巴的业务以年50%以上的速度增长；5月10日，淘宝在非典风雨飘摇中上线了。现在“妖雾重来”，中国互联网巨头有了强大的实力，可以“反哺”社会，在抗疫中担当重任。

　　大疫对“数字中国”是考验，也是机会，正在点亮新的科技树，酝酿一个个新风口。

　　春节防疫无奈之下的禁足引爆了“流量大战”，将包括短视频、网络电影在内的数字行业推向了商业前沿。今年的电影传统院线的春节档完全泡汤，但《囧妈》立即切换成了“电影网播”的模式，字节跳动花了6亿多元买下了《囧妈》的版权，大年初一免费上线，彰显新一代互联网巨头颠覆传统院线的野心。

　　再比如，因为大疫隔离，无数单位选择了网络远程办公模式，此时腾讯公司的“企业微信”、阿里巴巴的“钉钉”，字节跳动公司的“飞书”等应用，都在发力抢占市场，这场大疫可能打开了一片新的互联网蓝海。

　　“万物皆有裂痕，那是光照进来的地方。”大疫当然糟糕，但也可能酝酿着破坏性的创新，特别是对如今互联网渐趋板结的竞争格局来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