等烧

　　6月3日那晚，我为两件事纠结。

　　秦老师病重，突然希望我去一叙，他是我小学的老师。然而，翌日我又要去韩国，航班的时间很早，踌躇一下还是去见他。远远看他坐着，背部填着枕头，我故作轻松地叫他一声，“最近怎么样？”他却把头一甩，正能量地回答：“等烧！”

　　等烧！当年他斥骂最顽劣的同学时，常用的一句话，简短有力，意思是平庸无能，等着火葬而已，现在怎么糟蹋自己了呢？

　　他看看我，眼神异常空洞地说，我快死了，没有一点精神寄托，心里空得慌。

　　我只能无言。想当年，秦老师一肚皮英雄故事，从黄继光一直到欧阳海，每次都把我们的心填得结结实实，现在反倒自己空落落。这是怎么了？

　　要类比的话，那空洞的眼神和第二天我所遇到的韩国司机郑宪郁恰成鲜明对照——翻译金兰向我介绍郑宪郁时，我还愣了一下：脸色黑红，始终微笑着，穿件绿衬衣，左肩膀的线脚有点豁开，但通体阳光，眼神饱满谦逊且汉语非常流利。车身有“汉语”两字。金兰说，这是特种标志，精通汉语的司机在首尔不多。

　　但是他的汉语怎么会如此好的呢?“因为我在台北读的大学！”他笑笑，露出雪白的牙齿，“然后又在台湾工作很长时间。”

　　我们熟了，但是让我看不懂的是，韩国人似乎很寡情。照我们这里的做派，类似“贴身行”的司机，宾主就餐，总得安排他们另桌，即便不共餐，也会给他们50元到100元的补贴，意思让他们自行解决。

　　然而韩国似乎没有这种规矩，每每送我们到用餐地点，他就无声无息地消失，不知什么地方去了，等我们吃完，他总是及时地出现。微笑着。

　　接待我们的规格较高，因为是“国宾”，每人每餐标准高达300元（人民币），这在首尔可以吃得相当好了，翻译金兰总是热情地填鸭似地填我，如果叫上郑宪郁多好。于是那天一看误了餐时，我就说：郑师傅，待会我请你吃晚饭吧！

　　空气刹那间凝固。郑宪郁始终微笑的脸不笑了，金兰的脸反倒尴尬地笑了，但没人吭声。

　　趁郑师傅停车的当会儿，一直非常客气的金兰突然极其严肃地对我说：胡先生，以后再也不可请他吃饭！您这样做，在韩国，是非常犯忌的！您是文化部请的客人，是“国宾”，在韩国，一个司机是绝对不可以和您同桌吃饭的！

　　我听了大吃一惊，韩国不是共和国吗？！金兰严肃地摇摇头，该民主的地方，比如相当于你们“中南海”的“青瓦台”，只要预约，谁都能进去参观。但该有等级的地方，这里等级森严。这一点，郑宪郁不够专业，够专业的，应当场谢绝邀请！

　　大概觉察到了什么，进餐时郑宪郁有点拘谨，席间气氛沉闷。但离席后，他马上又笑呵呵了。整个考察期间，他一直笑呵呵，从最北的首尔，一直到最南的丽水，遇到再多的琐事或繁难，他都灿烂迎接，那种笑，发自内心的、悟彻世间万象的笑，我觉得不可思议，名校毕业而沦为车夫，却甘之若饴，是不是“装”呢？在韩最后一天，我突然发问：您当年在“台大”什么专业？他随口回答：政治系。“您不觉得现在的工作使您委屈吗？”我问。他侧过脸来，淡定地笑笑：“是啊，同学们都很成功。但社会总有失败者吧，我努力过，但失败了，难道就自我了断？失败者也可以有个好心情嘛。秦始皇那么成功，但求长生失败了，他的心情还不如我！呵呵。”见我异样地瞠视他，便补充说，我信教。世间一切都是无常，富贵变成困逆固然是无常，祸厄转为幸福也是无常。癌症和空难并不只找贫贱者而放过富贵者。比如我在底层生活，这是我的机遇、努力和能力三者勾兑后的结果，我就安然接受,世间比我苦难的还不知有多少呢！

　　我和金兰无语地对视了一下，不知怎么我忽然想起了秦老师空洞的眼神。

　　他一生将宗教信仰怒斥为“精神鸦片”，麻痹人民群众的“精神鸦片”！其实，只要能化解人生的痛苦，常人事实上还是需要一点“鸦片”的。

　　尤其当你“空落落”地“等烧”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