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赌博老流氓”！

　　敲键盘想打“作家”的，没想一打是个“做假”，那就是神的旨意，就按这个提示写下去。
　　身边的弄虚作假层出不穷，以致人们已对这种恶液质熟视无睹，只有出国了，才会惊出一身冷汗：原来我们这类坑蒙拐骗的都是“恶人”！是被全世界“共愤”的，是不耻于人类狗屎堆的行为……
　　然而可耻归可耻，只要一回国，就心安理得啦，因为这里大家都“做假”。
　　但我最近发现，全社会的弄虚作假，倘要追根溯源，一和张大千有关，一和“工人作家”有关（更远的姑且不去追溯了）。
　　张大千是没有争议的大画家，但是他的“做假”却一直有争议，外国人也许看不懂，做假就是龌龊，就该谴责，不管什么人，难道还有“做假”光荣，“做假”伟大的吗？是的，他仿石涛，仿八大，有人说他伪造的假石涛比真石涛更好。还有人叫嚣，宁要张大千的“假八大”，不要博物馆的“真八大”。
　　这纯属无知者谰言，在这里我欣赏陈传席的说法，石涛的精品画下笔有一种苍浑之感，而张大千造的假石涛虽然清润，但缺乏苍浑之感，他用笔有时比石涛更流利更清新，但内涵单薄，没有石涛独具的“灵魂”。
　　当然，石涛的画有的也不行，但总比张大千的假石涛好。李可染曾写文，张大千去拜访齐白石，齐白石拒绝相见。李可染说：“此人是临摹大涤子的名手，老师何不请来一谈？”齐白石却说：“我向来不喜欢这种造假画的人。”
　　众所周知，齐白石所说“吾奴视一人”，指的就是张大千。
　　著名翻译家傅雷说，吾鄙见于大千，素不钦佩，观其所临敦煌古迹，多以外形为重，至唐人精神，全未梦见……
　　这些话都是很中肯的，并没有人身攻击，虽然徐悲鸿说了“张大千，五百年来第一人”。
　　艺术神圣。张大千做假，兴许有恃才负气恶作剧的成分，可恶的是一帮文化人还这么宠着他护短。名人言行素为公众圭臬。观近代丹青无耻，做假盛行，大千实难辞其咎。
　　但事实上，对公众诚信腐蚀更严重的是“制造假作家”。
　　近年有当事人回忆，1949年以后，政府有意识要培养“自己的作家”——“工人作家”。“工人作家”在我看来本该包含两种截然不同的定义，一，“做过工的作家”，很正常，狄更斯、杰克·伦敦、高尔基、王安忆……太多了，不赘；二，“只会做工的作家”，不识字，只会“画故事”的高玉宝、只读了小学三年级的胡万春等等，也很多，有人出于意识形态的需要，动用公权力，硬要把他们变成“无产阶级的作家”，似乎要和谁怄气，这就难免做假，而且大肆做假，现在已经谁都知道，这些“被作家”的作品，绝大多数是代笔的结果，大抵是“工人作家”口述逆袭或者弄一篇错讹百出，无叙事逻辑的奇葩物，让一批旧社会过来的文笔老到的文人为其通篇改写甚至重写，最终“被作家”到处去领奖。
　　不是说“文章经国事”吗？！原来“经国”的事也可公然做假，还有什么不能糟践呢？
　　公众的潜意识被公权力做假的风气足足浸润了六十年，谁还会拿“诚信”当一回事呢，宫中好细腰，民间不饿死人才怪哩。
　　只是苦了那些“被作家”者，须知作家是永远无法制造的，那是神秘的酿制过程，就像酒精永远无法合成一瓶五粮液。
　　文学评论家钟文回忆，他二十五六岁时担任一位著名“工人作家”的秘书，这个作家有个特点，那就是哪怕你天天在他耳边聒噪，他还是念不清“车尔尼雪夫斯基”和“杜勃洛留波夫”。
　　直到他病重时，见到钟文还在说：小钟，我把我们那些老朋友的名字写成这样，总能念得差不离了吧——
　　钟文接过他写的纸条，上面写着：操你姐夫司机！赌博老流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