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读《上海人》

　　沈嘉禄的新著《上海人》问世，引起了很大关注。

　　事实上，改革开放以来，已有不计其数的历史学家、社会学家、民俗学家及记者、作家写过无数遍的上海，“写上海”成了一门热学、显学，或戏称“沪吹”——以至于一位上海作家如果一点都没有写过上海，会觉得不太好意思的。

　　谁说过的，但凡上海的事，一写就是大事。其实，这只是极而言之的夸张之辞，事实上太多的“写上海”，只是辗转抄袭，陈言相因，甚至只是资料的播弄，“蛋炒饭”或者“饭炒蛋”罢了，反正写旧上海自有太多的档案，写新上海又有太多的报表，缺的就是自己的分析或独到的思考。

　　比如，说到租界，就一律是“殖民地”，完全无视它曾有“现代文明窗口”的一面；一说旧上海的劳动人民，就一律“苦大仇深”，同样无视不同行业之间巨大的收入差异，比如租界内的黄包车夫收入可以高达每月20—30大洋（彼时一头牛价仅8个大洋），决非“苦大仇深”，而租界外的“野车夫”就常常挨饿了，此类等等，一个时期以来，甚至形成了某种“僵化的平庸”，我干脆不看。

　　惟其沈嘉禄的《上海人》一出，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对上海历史的形成，他的叙述很精炼：（那是）在异质文明的冲击下，本土文化所经历的一次次淬炼和淘洗。上海之所以精彩，就因为一个“杂”字，他做个比方说，川菜中的“干烧鲫鱼”也是在上海歪打正着烧成的，然后又回流四川。

　　请注意，他用的历史材料并非独家，但他的叙述和观点却每每独出机杼，比如，上海人的成长史，他说“就是一部从‘乡下人’变成‘城市人’的历史”，而西方物质文明在近代上海的传播，他称之为“物质生活启蒙运动”，不能简单地贬之为“侵略”“掠夺”“剥削”，举凡煤气灯、电灯、自来水、邮政、电话、电车、垃圾车……都使上海之所以成为了上海。

　　尤其是第一章第一节“英国人来了”的叙述，令人感到作者到底是小说家出身，那种娓娓道来的“噱头”和“浇头”，让人感受着纪实的同时，也享受着说书先生的活色鲜香，而且此种“活色鲜香”一直保持到终篇。

　　谁说过的，写“上海人”最合适的就是嘉禄。我以为除却写作实力，他还有某种特质和修为，“特质”说来较复杂，何妨说说他的“修为”。

　　还是十五六年前，我在外讲“不能忘却的‘洋先贤’”，嘉禄提醒我两点。1.英国人赫德不能不提，其掌舵大清海关45年，乃近代中国海关制度的开创者；2.谈海派文化的综合性，不能不提旧俄文化，十月革命一声炮响，送来了马列主义，也送来了“罗宋瘪三”——大量的帝俄时代的落魄知识分子诸如测绘师、工程师、外科医生、舞蹈家、画家、歌唱家、化学家等从上世纪20年代开始不断地向上海汇聚并定居，海派文化因此又增加了厚度与高度。换句话说，因为其长期关注“上海学”（姑妄其称），30年甚至更长时期的积累和思考，所谓厚积薄发，方有今日之《上海人》！

　　抄抄弄弄的“沪吹诸公”以为然否。

　　有鉴于此，本书既具学者的严谨，又备叙述的生动，先分析了上海历史的形成，特别是海派文化的前世今生，此为“源”，然后详述上海人性格的形成以及地域文化的滥觞，此乃“流”。“源”既清清楚楚，“流”也就明明白白了。

　　“写上海”将继续是“热学”与“显学”。我推荐大家下笔前不妨一读《上海人》。撰稿 胡展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