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黎左岸的旧书摊

　　1957年一个春雨的日子，加西亚·马尔克斯初次见到海明威——那时，马尔克斯未及而立，是个记者，只出版过《枯枝败叶》；海明威年将58岁，三年前刚得了诺贝尔文学奖。又24年后，也就是马尔克斯得诺贝尔文学奖前一年的1981年，他在《纽约时报》写了这个段子：在圣米歇尔大道上，马尔克斯隔街对海明威喊了一声：“大师！”海明威回以“再见，朋友！”。当时马尔克斯说，海明威混在“索邦大学和旧书摊当中”。

　　半个多世纪过去了，两位大师隔街递话的春天已成传说。但如果你现在去圣米歇尔大道到卢森堡公园那里，至少能看到这些：许多索邦大学的旧校舍（摇摇欲坠的木楼梯，音乐教室里的钢琴声），以及左岸的旧书摊。

　　广义的左岸很长，整条塞纳河的左岸，都可以算“左岸”。但如果要讨论海明威的、马尔克斯的、萨特的、杜拉斯的、咖啡馆的左岸，大概，波伏娃桥、奥斯特里兹车站、植物园那一片就不算了；什么才算正经左岸呢？大概沿着左岸，过了叙利桥，看得见巴黎圣母院背后的飞扶垛了，河岸边出现绿色旧书摊了，就到了。左岸和旧书摊，相辅相成。

　　左岸旧书摊实则是一大片分格绿色铁皮箱，沿河岸一路绵延。夏日天气好时，树影斑斓。摊主们——许多戴着老花镜——环伺一旁，等着游客挑选，间或跟几个老主顾感慨生意难做、世道人心，说几句旁人未必懂的切口。

　　话说，这一套是何时开始的呢？大概16世纪吧，巴黎就有小贩在新桥叫卖旧书了，当时曾经一波三折：比如路易十三时，流动书摊取消过又恢复过，路易十四朝也如此反复。一直到19世纪，拿破仑忙碌于军政之余，觉得还是该让巴黎人民读书，于是批准在塞纳河沿岸设置永久性书摊，使书摊得以普及：于是穷学生和穷作家们都来了。整个左岸，遂成为巴黎巨大的户外图书馆：12个码头，几十万本书堆这儿。到19世纪60年代，巴黎市政府对旧书摊实施特许经营权，只有个条件：不许卖新书，只许卖旧书刊和旧玩意儿。到20世纪30年代，旧书摊开始采用规格统一的绿色铁皮箱：长不得超过2米，宽0.75米，靠河边、靠岸边，书箱打开的高度，各有规制。这也很方便：摊主们早上到河岸，拿钥匙开锁，书箱一开，书籍亮出来，开工；到收摊时，箱子一合，上锁，回家了。

　　经营旧书摊的书商，都是很老派的人，许多是退休老人，其中卧虎藏龙。教授、作家、歌手、画家、普通工薪阶层，也有些纯是小众爱好者。他们淘各种奇奇怪怪的东西，他们也知道互联网时代完全可以上网卖书，但他们就喜欢这样子。

　　我问过一位老爷子，他念叨说，就是喜欢收集不同的装订本。他说，中世纪隐修院里，诸教士闲着无聊，就开发各类华丽字体抄《圣经》；诸位伟大的插画家、版画家，忙着给《圣经》画插图。这俩传统，一直下垂到近代出版业。像英国与法国，19世纪时，有读书人讲究书封装帧要用小牛皮、黑檀木；好的手抄本，偶尔还能赶上大师的铜版画……他比画着自己的书：英国某爵爷订的一整套羊皮封面德·昆西集子，夏加尔晚年在法国住着时签过名的版画集……然后感叹世风日下人心不古：如今的书做得如何不精致，如何不耐摸，如何不耐读，如何读来都没意味。只有旧书摊能找着昔日光辉……我就是在他那里，买到了一本20世纪上半叶出版的《了不起的盖茨比》。

　　抬起头，塞纳河水流动不绝，巴黎圣母院依然在修缮。变与不变之间的一切，历历在目。撰稿 张佳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