屠杀者是怎样“高贵”起来的

　在活熊取胆汁成为热议话题时，《广州日报》报道了跨国狩猎运动。报道称，这项运动在中国正慢慢流行起来，富人远赴非洲、加拿大等地狩猎。狩猎组团的价格从5万元到近50万元不等。行情是这样：到非洲去，出价3千美元可以杀死一只长颈鹿，出价1.5万美元可以杀死一只母狮子，出价5万美元可以杀死一只公狮子，犀牛很贵，一头要出价10万美元以上，而到加拿大，约50万元费用包括14天的旅行费用，并买到杀死一只公北极熊的资格。

　　报道说，狩猎已是庞大的产业，目前开放狩猎的国家有100多个，“以美国为例，当地狩猎旅游每年参与人员高达上千万，猎杀动物30多万只，消费金额达200多亿美元”。这个产业以猎票来控制规模。猎票，也就是杀死动物的资格，这个资格决定了在一个猎场可以杀死多少只动物，而且每种动物有配额。动物的死亡机会预先有编排，成了可供出售的人类权利，谁能够出得起价，谁就有权去把动物杀死。

　　这是一条消逝的新闻，没有反响。在媒体的描述下，这项靠出售屠杀证而存在的享乐消费，被称为一项“贵族运动”，它“满足您追求新奇、刺激的心理”，“培养您坚韧的意志，良好的合作精神，融洽的人际关系，教会您许多与自然界打交道的知识与技巧”。它不是野蛮的行为，因为人类的老祖宗早就在狩猎，“不会狩猎就没有人类”。

　　合法杀死动物的机会是稀缺的，于是出售机会就成为一种公平，由此，人的经济能力决定了是否拥有屠杀证。它是如此稀少，于是出得起钱的人很少，因而屠杀动物得以称为一种高贵的行为。经济能力不仅可以使不合法变成合法，而且可以将野蛮定义为高贵。高贵而有争议，如此而已。

　　以享受乐趣为目的，万里奔忙去杀死动物是高贵的，但虐熊虐猫是不可以的，狗更已被提拔到“副人”的位置。这大概是符合“国际惯例”的动物对待方式吧，但也只是自觉或不知不觉地服从了一种定义，接受了一种标准罢。

　　这个世界有太多人因营养过剩而疾病缠身，乃至整个社会付出高昂的成本，也有太多人因营养不良而与病同行。然而，哪怕他们同样地善待动物，却未必可以使不堪其胖的社会向不胜羸弱的社会做些什么。驾驶飞机去撞大楼的人，与安全地实行远程轰炸的人，可能有着相似的动物福利主张。这就是说，人与动物的关系可能普遍改善了，而人与同类的关系未必。

　　狩猎者自称“与政府合作保护动物”，将持证杀死一些动物定义为特殊的动物保护。而问题的另一面是，提供狩猎机会可能是相应地方人们维持生活的唯一可能，如果没有昂贵的狩猎证交易，一些人或许只能忍受饥饿。交易也许确实改进了双方的福利，一方得到了杀死动物的快乐，一方得到了生养的基础，这种通过杀戮行为促成的互惠，未能善待动物，却可能真正地达成了一种“人道”。理想的人道，应该不是通过杀死动物的买卖来实现，而是买得起猎票的人去捐赠吧。然而，谁又能要求这个世界必须按照理想的样式运转？不肯捐赠而只肯为屠杀动物付费，这不就是被奉为至高准则的“经济人原理”吗，这原理不仅合乎人类的行为倾向，而且已被视为一种基础的道德。

　　怎样才算正当地对待了动物，远不是已经解决好了的问题。有人对活熊取胆汁说，“对熊是这样，对人又能怎样？”实际上，问题应该是反过来的，这个社会，“人都只得到了如此对待，对熊又能够怎样呢”。对动物的善待，总体上只是人所获对待的一种盈余。如果一个社会里人都不能得到好对待，穷人被称为“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人的权利都多被夺去，却生长出一种对动物的普遍善待来，高贵得多少有些莫名其妙。

　　人的对待，也有国际惯例吧。把钱用去杀死动物而援助人，是“国际惯例”。一个社会内部，先睁大眼睛把人的权利维护好，再维护好动物权利，也是国际惯例。不要虐熊，这个国际惯例在遵行；狩猎高贵，这个国际惯例也被接受了，但先把人的权利争取好、维护好，这个国际惯例为什么不遵行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