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透明化的尴尬数据

　　有些问题，说起来总在改进，回头看却令人无语。清华大学发布报告，称81个城市财政透明度，只有7个及格，无一可谓良好，可以算一个例子。

　　财政信息公开，本在政府信息公开之列，按规定，在2008年5月1日以后，应该不是问题。但以2010年数据看，81个城市财政透明水平只获43分，及格率仅8.6%。报告显示，政府更愿意公开预算，而非决算；预算外花销，没有一个城市公开；公开会计使用方法的得分也很低，使公众无以对预决算进行有效监督。

　　在任何一个社会，城市都是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的高度集成场所。现代社会，城市生活也正在成为或已经成为社会生活的主要方式。城市政府信息公开的水平，当是领先于其他治理区域单位，也高于社会一般水平。即使如此，城市财政透明度及格率仅有8.6%，可见中国财政透明度总体很低。

　　事实上，另外一些资料，可以表明城市政府的透明度确实相对较高。去年，上海财经大学连续三年对全国31个省级财政透明度进行评估，结论是进步较小，2009年至2011年总体得分分别为21.71分、21.87分和23.14分。这组数据所用的评估指标，与81城市财政透明度指标并不相同，得分不好直接比较，但同样在百分制下进行评估，得分数值恐怕是可以说明部分问题的。至于县级政府，按北京大学《中国行政透明度年度报告》负责人王锡梓的话说，“县级政府是信息公开的最薄弱处”。

　　援引这些材料，表明城市政府的信息透明度确实在同一社会环境下有更高水平，也说明，即使政府透明化水平最高的城市，其表现也是非常可怜。

　　财政透明化，只是政府信息公开的内容之一。很多时候，财政公开也被视为约束政府行为的关键环节，因为财政一旦真正阳光化、透明化，并受到有效的监督，那么政府将无法获得资金去做不当之事，那样政府的不当行为就会减少。但也正因此，财政信息的公开就处在高度纠结的状态。财政预决算要经过权力机关的审议是固定程序，然而，权力机关不通过政府预决算报告的情况，不能说从未出现，但实在是极为稀少，2009年承德市人大连续两次否决政府财政预算，似乎是一个孤例。而政府预决算普遍被权力机关认可的背景却是，预决算报告普遍既粗疏又看不懂，更为奇怪的是，根据上海财经大学省级财政透明度调查，权力机关对政府财政信息公开的态度和行动，还不及政府。

　　人们至为关注的“三公支出”，去年在中央政府部门终于有了公开数据。数据从无到有，虽然差可欣慰，但数据每每与人们的直观感受出入甚大。一个“禁止公款宴请用高档酒”的要求，就可以使茅台降价几百块，并且股市上白酒板块全线重挫，说明了什么问题呢？而且，在中央政府部门报出“三公经费”之后，地方政府跟进并不积极。所有这些，都使“阳光财政”的诚意变得可疑。

　　政府决策透明化、社会管理透明化、公共信息透明化，相比于财政透明化，并不更好。官员财产、移民等个人信息透明化，更是似乎遥遥无期。无论如何，财政报告还要到权力机关去宣读，尚且只是循例通过，决策过程、社会管理、公共信息的公开，基本是由“内部人”自行处理，无须接受外部约束。“依法行政”与其说是一种要求，不如说是一种自觉，而自觉到什么程度、自觉不自觉都属两可，该公开的不公开，公开的并非全部真实，就不足为奇了。

　　毫无疑问，依靠自觉性的“依法治理”，必然会产生治理不依法。但更加需要正视的是即使按照程序必经权力机关约束的治理行为，权力机关不仅事实上未能约束，而且像财政报告的通过那样，权力机关对监督处在意兴阑珊的状态。缺乏约束的程序，还让人有建立程序的愿望，有程序而无效果，就会使人们对事情的改变失去希望。

　　信息公开、权力透明，表面而言，缺乏的是具体的“相关规定”，但实际上缺乏的，可能是规定得以实行的政治设计。这种设计，有之，则没有具体规定的事情也可依“法意”而得以序化；无之，则有具体规定的事情也会因“落实不够”而横七竖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