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赦免腐败”能换到“改革支持”吗？

当下的反腐状况，向来有两种评价，一是成就巨大，二是形势严峻。

 

      近日有两份关于官员财产公示的专家献策，不约而同地见诸媒体。一份献策来自中国纪检监察学院副院长李永忠，提出“有条件的部分赦免”，以换取已有腐败行为的官员对反腐败和对政治体制改革的支持。另一分献策来自中国政法大学教授杨帆，提出建立全民财产登记制度，并对放弃登记的官员腐败财产醒悟不追究其法律责任，这仍是“有条件的部分赦免”。两份建议分别刊载于12月17日的《京华时报》和《环球时报》。

　　这两份献策方案，可以使人看到官员财产公开之难，究竟难在何处。

　　当下的反腐状况，向来有两种评价，一是成就巨大，二是形势严峻。成就巨大，有诸多数据，查了多少人，办了多少案，涉及到多高的官，等等。形势严峻，就没有数据了，只有定性的结论，就是腐败蔓延的现象没有被遏制。两种评价，综合起来，似乎显得较为全面，但从反腐所要达到的效果来说，实在应该承认不可谓成功，毕竟反腐的目的是要遏制腐败、政治清明，而非有更多的人可供被捉到牢里去。

　　腐败蔓延的态势没有被遏制，是个大而化之的说法，虽可表明形势的严峻，但严峻到何种程度，并不明确。官员财产公开迟迟不得行，据称是有技术困难，但人们也猜测，在一个连收入分配调整都8年不能出台方案的地方，官员财产公开不可行的原因，恐怕是因为利益牵扯。这种利益牵扯，可能既包括有腐败收益的官员太多，也包括正常的官员收益与社会普遍收入之间的差异。

　　官员的财产现状，已到不能推行官员财产公开的程度，可以间接表明腐败的规模。这足以使反腐败“加大力度”变成“艰难的决定”。在网络上曝光一两个厅级以下别官员，查处还不算难。如果被曝光的官员更多以及级别更高，怎么办？如果“发现”的人不在少数，又会如何？前几年安徽阜阳查处买官卖官，就出现了一旦把买官者全撸掉会使办公室空旷的情况，于是买官者就继续为官了。现在，腐败官员也常有心下不服的，认为腐败普遍，自己被查只是倒霉，被隔墙丢砖砸中，更有落马者认为自己只是败在了官场争斗之中。

　　提议对腐败官员“有条件的部分赦免”，善意地讲，可以理解为是要加速财产公开制度的出台。不过，稍加研究，问题还有不少。

　　既然官员收益已大到足以使财产公开难以推行的程度，是否也有能力阻搁“部分赦免”的方案呢？如果强制推行，在权力体制不变的情况下，是否仍然流于形式？2002年，最高法院、最高检察院在人大会上的报告被称为“向腐败分子发出了最后通牒”；2007年，中纪委也曾发出“最后通牒”，要求官员就隐性腐败一个月内说清问题，予以从宽。结果已是有目共睹。以赦免换“支持”的想法，能够实现吗？

　　权力腐败，已经不只于财产。权钱交易之外，还有权色交易、“雅腐败”、权权互换、交叉培养亲近人员等等，这些都是难以公示的。财产公开进行有限赦免，财产之外的腐败是查处还是赦免？财产可以退还，人事腐败可以撤换，“权色交易”、“雅腐败”等如何恢复原貌？如果这些不予赦免，岂非表示这些腐败比财产腐败和人事腐败后果更严重；如果这些予以赦免，是不是又表示这些腐败只要能如实报告就没事？

　　“腐败存量”积累到如此地步，即使现在难以追究谁的责任，也必已存为历史的记录。但是现实中，权力的自我放弃是困难的，权力不得不放弃才是可行的。官员财产公开，应是无条件的事情，公开之后如何处理才涉及是否需要赦免的问题，实行赦免需要取得民众的同意，一定条件下的赦免也并非“不计前嫌”，否则赦免就有可能成为洗白腐败收益的一次盛宴。这样，推行财产公开制度的过程，应该是一个社会政治过程；为了使腐败行为得到遏制，还需要权力体制的更多变革。官员财产公开制度，确实不是一个简单的统计与公布问题，而必须考虑权力制度的再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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