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员为什么境外发飙
刘洪波
媒体又报道了一起公务员境外显威的事件。这回是在台湾。报道说,7月9日,台湾桃园机场托运行李时,一男一女两名自称公务员的大陆游客跟一名当地旅客因排队发生纠纷,女子口出粗言,男子挥拳作势,旁人提醒两名公务员注意形象,男子说“关你屁事”。
中国每年有外宣费用,费不少人力,向境外传递正能量,传递制度活力,但实在地,有没有这种在境外演出的活报剧起的作用大,应该评估。乐观地说,坏事是极个别的;但问题是极个别的现象连缀起来,恐怕也是随时都在发生。
桃园机场的这一幕,展现了大陆公务员的气概。在大陆,这样的情景可以说无日无之,搬到台湾,人们看到大陆公务员如此神气,对大陆的社会政治氛围必会有所感受。前两个月,几名辽宁公务员在香港大闹旅行社,面对摄像机侃侃而谈:“我们买了好几万块钱东西,为香港做贡献。我们在内地也不是完完全全的老百姓,要不然也不会来香港购物,我们也是有一定身份的人”,也让香港人见识了大陆公务员的心态和自我定位。
出丑出到境外,经常是更加令人气愤的事情,但客观地说,那不过是本色表演而已。一般地说,出境之后的公务员,行为表现多少还是有所收束,有所忍耐的,跟在其权力管辖的土地上比“高档”了不少。但平日不如此,突然如此,也就免不了有少数人突然发飙,“老子实在忍不住了”,回到平日状态上去。
对这种出境后“实在忍不住了”的个别公务员,应该格外地气愤吗?不!在境外出乖露丑的公务员,原本是无须对他们格外愤怒的。能够隐忍权力者平日的跋扈,而不能接受权力者在境外露出本色;能够隐忍生活中权力者的骄横,而不能接受权力者把骄横展示到境外,这岂不相当于挨了打还要帮助打人者隐掩恶行?
一个国家、一个社会的形象,原本就是国家生活和社会生活,原本无须梳妆打扮。有人把梳妆打扮专供外人观看的做法解释为“儿不嫌母丑”,大家都要维护国家的形象。这是一种奇怪的想法。国家形象并不是外在于甚至反向于国家真实生活的一种特殊东西,而是由国民真实生活直接呈现的。
公务员境外出丑事件被报道后,人们都会思考“何以至此”。何以他们会在境外出丑,是他们不以丑为丑吗?显然不是,他们并非没有装作谦谦君子,并非没有装作像普通人一样,但终于没有能够装到底,那些情景再现到媒体上,他们可能也会感到自己的丑陋,但他们是否了解到自己平日里那些没有再现到媒体上的作派,是同样丑陋的,则是一个问题。他们寻常日子里的气壮如牛而安之若素,让人打伞遮阳遮雨而甘之如饴,吆五喝六如入无人之境而感觉良好。遇到出境、面见大员等特殊情况才会有所收束。但面见大员时的收束属于本色的另一面,自自然然,出境时的收束则属于忍耐行为,故而面见大员时不会发飙,出境时则偶然会发起飙来。
权力者又何以会有如此日常作派呢?通常的解释是“官本位意识”、“特权意识”。而官本位意识、特权意识,又可以上挂到几千年的封建传统,于是一个权力现实问题变成了陋习影响问题。但为什么这些“意识”不能消除,这些意识如果有的话,需要借助怎样的土壤,追问就停止了,或者追问没有停止但言说停止了。
权力者的气势根本来说不是由“意识”支撑的,即使有这种意识,那也不是与生俱来的,而是在权力行使的过程中渐渐滋长的。权力在行使中能够怎样去做,能够做成些什么,能够在人际间产生些怎样的变化,这些现实条件决定了权力者的气势、行为方式和思维定势。清除权力者的丑陋,终究而言,不是与“意识”作战,不是与某种个性作战,而是与官本位现实和特权现实的作战,重点在于改变权力体制,而非一个个具体的权力者的“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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