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需要多大的都市

　　城市该有多大，是个考验想象力，也考验承载力的问题。考验想象力，是因为人类一直在“城市化”，今天一座城市的规模已可达到过去一个大国人口的规模，而且似乎还没有任何一座城市因为规模而出现崩溃的问题。考验承载力，是因为城市这种巨型人工构造物又确实在集成人口的同时，也集成了深重的问题。
　　曾经有专家说，相比纽约、东京等国际大都市，北京、上海、广州的人口聚集程度还远远不够。这个观点，作为一个实然的描述，大致是不错的。如报道所言，大东京地区占日本国土面积4%，集中了全国25%的人口，近40%的生产总值；纽约780平方公里的土地集聚了1800万人口，创造了美国10%的GDP，而北京、上海、广州、天津四城市的GDP相加只有全国的一成多。
　　不过，像纽约、东京等大都市那样集聚人口与GDP比重，是不是一种应然的状态，中国的北上广是不是要以东京、纽约为目标，是另一个问题。以人口集聚度论，东京占日本人口25%，纽约占美国人口约6%；按中国人口基数，一座城市集聚5%的全国人口，会有6500万人以上，这样的城市规模是可能的吗？
　　如果以GDP集聚度论，若有一座中国城市能够达到全国40%或10%的比重，恐怕也不是幸事。毕竟，你不可能有一座城市的人口数占总人口25%或6%，GDP占40%或10%意味着资源消耗和财富分配在地区间的巨大不平衡。
　　现在，北上广津人口约占全国5%，GDP超过全国一成，单位人口GDP比例超过纽约和东京。从好的方面理解，这表明相对各自国家的平均水平，北上广津单位人口创造财富的效率高过纽约和东京。从不好的方面理解，这表明北上广津与平均水平的差距，大于纽约和东京。
　　数据是简单的，但情况是复杂的，仅仅从经济来解读，角度都是多方面的，不只是相比纽约和东京，北上广是否要集聚更多的人口这么简单，何况城市是“人工综合体”，而不只是一个“经济利维坦”。
　　仅仅从经济角度，城市规模多大最有效率，人口集聚规模与经济效率正相关关系是无限的，还是存在着边际效用递减的临界点？在经济角度之外，对城市至少还有社会、文化、生态和人类行为角度的理解。人口聚集，既聚集财富、交往和机会，也聚集矛盾和冲突。在城市，社会从最高端到最底端都近距离摆在一起，城市越大，这种山峰般落差越是巨大，社会的安全与危险、坚固与脆弱、光彩与黑暗，一体两面，相互缠绕。
　　与城市化相伴，从来就有“反城市化”文化的生长，逃离都市，向往小城、小镇乃至乡村，一直是城市化现实下的文化纠结，“反城市化“文化的本身已成为城市化的标志之一。我们固然不必在意这种文化削弱城市化大势，但都市空心化确可视为“密度恐惧”的一种表现，文化并非不对城市向越来越致密的集聚状态发展造成影响。
　　人们生活在一座城市，是否感到行动自如，取决于完成一般生活的时间。快速运载工具加快了移动的速度，使城市的地理半径得以加大，但大量人口聚集也带来交通工具的拥堵，以及车厢内人员的堵塞。巨大地理尺度内的人工建筑和人流密集状态，使人们呼吸一次新鲜空气、看到一眼新鲜绿色都需要克服很远的距离，这并不符合人类行为。
　　在中国，还需要考虑巨大城市的生长，是否有“反自然”的因素。一座城市可能连水源都难以解决，还遭受风沙袭城的危险，却能够集聚巨大人口，似乎创造巨大财富，这不可谓正常。
　　城市化是远未完成的中国进程，更多的人进入城市，这是势所必至；大型城市比一般城市更具效率，也毫无疑问。但是否需要将人口集聚到北上广，还是致力于城市布局的均衡；即使需要更加重视超大城市的发展，到底是北上广都需要集聚更多人口，还是这几座城市还会因自然秉赋差异而各有不同？问题尚待展开，不是简单地比较纽约、东京就可以带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