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伐“大妈”有意思么
阅读提示：拿国家名号为某些被认为不好的现象命名，这也是当下的一种语言现象。
刘洪波
三月有三八妇女节，想谈谈大妈。
在这个崇尚年轻的时代，“大妈”不再与亲切慈爱关联，而被赋予某种行为乖僻的含义。“大妈”与更年期具有某种联系，而更年期已不再是一个生理现象，而泛化为人生末路之起始的意象。
媒体上，大妈近期较多以“中国大妈”而名之，而媒体上除偶有“俄国大妈”，给人一种身躯阔大的印象，几乎不出现“美国大妈”“法国大妈”“日本大妈”的说法。大妈称号绝非简单的基于年龄。
“中国大妈”特加了国名，是征用国家名号来表示一些被视为怪异的举止。拿国家名号为某些被认为不好的现象命名，这也是当下的一种语言现象。
与“中国大妈”经常联系起来行为有跳广场舞、疯狂购金、对子女逼婚等，这些行为被描述为乖张、怪异、不可理喻。
最为令人不解的是广场舞，就不止是可笑和可厌，而且是可恨。媒体上奔涌着对广场舞的讨伐，它被描述为丑陋的姿态、不正常的心理、低俗的音乐，打搅了人们的清静。但是，在广场上跳街舞、滑滑板、溜旱冰、搞快闪，又时尚可爱了。大妈与年轻人之间，年轻人是可爱的，大妈是被鄙视的。大妈在公园里唱歌，媒体上会陈述细节：一个小朋友捂着耳朵跑过说吵死了。这让人感到，大妈的行为干扰了儿童成长，妨碍了未来。但在德国街头碰到一群老太太手拉手唱起《莱茵河畔》，细节则是周围人驻足倾听，或者投以赞许的笑。种种细节，用以塑造“中国大妈文艺”的不良形象。
如果善意地理解，广场舞不仅是大妈的文艺活动，也是大妈的健身活动，还是大妈的社会交往，以及大妈作为解放了的妇女的身体展开。但广场舞是免费的，属于底层的，这就不免有悖于社会内在的商业化逻辑，也有悖于“中产阶级”的现代人格标准，于是，各种不良评价就展开了。
今天没有文艺活动，只有娱乐消费。演出应当付费观看，自主性的娱乐也需要作为消费进入歌厅舞厅卡拉OK厅。今天的健身活动，最好要在健身俱乐部里进行，或者在家里的健身房进行，哪怕可以在公共空间展开，那也是以精致的身体训练和把握为目标的，简易的广场健身活动显得低档。今天的社会交往，也得借助咖啡馆、酒吧、会所作为消费进行，广场上的交往被视为不合乎现代文明的标准。至于妇女，固然不再像过去那样被束缚了精神和身体，但现在也不再有解放和平等的主题，而日渐被商业所驱使，外貌装扮与打磨，身材形塑与改造，都内含着吸睛的目的，以及在市场交易中的升值。广场舞大妈成群结队在公共场所在音乐中扭动身体，在禁锢时代无法想象，也完全没有利润考量，而是真正的自我展现，反而成了嘲讽的材料。
广场舞大妈许多不过是普通的家庭妇女，他们或照应子女，或管带孙儿，闲下来到广场上跳舞，那些伴舞的音乐大多欢乐，没有忧伤；那些舞步大多随意，很易参与；那些交往大多没有功利，一起说说唱唱也易于排解无人言语的寂寞，他们在家里，可不太容易得到子女的交谈。他们的队伍遍及城市小镇，远不像媒体上所说的那样令人讨厌。音乐的声音、舞队的占位是广场舞队的空间边界，那也是一个思想意识形态的空间、心理的空间。这样的空间即使有什么问题，也完全是可以通过与其他空间相互调适，形成所谓“自发秩序”。
我们可以看到，当舆论操持者看到自己认同的公共空间行为时，大多不会发生“群己权界”的疑问。但大妈的“过时性”、底层性的鲜活劲，以及对广场舞氛围的不认同，似乎引起了巨大的问题，这个问题很大程度上是舆论所制造。“中国大妈”作为一个符号，不过是给一群真正有着社会解放意识的妇女贴上滑稽可笑的标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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