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的“言必称希腊”现象
阅读提示：学术为政治服务，美国恐怕是全世界做得最好的，对“修昔底德陷阱”的鼓吹就是范例。
刘洪波
舆论中时常有新的理论热门，如“马太效应”“俄狄浦斯情结”“帕累托改进”等等，近几年轮到“修昔底德陷阱”。大抵而言，这样的热门是以一个外国人的名字冠名，才显得更加像是个真道理。这其实就是当代版的“言必称希腊”。
“言必称希腊”是有社会文化背景的，那就是学习先进的科学和理论，但学到“言必称希腊”，就不知所学为了何事了。近来看到两篇文章，指出“修昔底德陷阱”其实并非修昔底德提出，而是一种新出现的意识形态话语，值得推荐。
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钱乘旦在《参考消息》撰文《拨开“修昔底德陷阱”迷雾》，指出修昔底德并未预言“当一个崛起的大国（指雅典）与既有的统治霸主（指斯巴达）竞争时，双方的冲突多以战争结束，伯罗奔尼撒战争就是如此”，而是曾任美国国防部长特别顾问的哈佛大学教授格雷厄姆·艾利森为定调21世纪中美关系，杜撰了“修昔底德陷阱”，称“历史上发生过无数次新崛起的大国挑战现存大国的事例，而多数以战争结束”。修昔底德陷阱是美国智库的献策。
在“修昔底德陷阱”理论中，斯巴达这个既有的霸权被认为负有战争责任，不能接受雅典的崛起而发动战争，本身并不符合斯巴达和雅典的实际，但套用到一战时，又指责新崛起的德国的扩张野心威胁了英国这个既存的霸权，两种不同的指责方向，是因为在西方思维模式中，斯巴达是强权专制蛮横无理，而雅典代表民主自由理性智慧。“陷阱”理论不仅预设了今后的中美关系，而且预设了冲突的责任，这个理论受到西方的欢迎是不足为怪的。而国内媒体和理论界对“修昔底德陷阱”如获至宝，当成修昔底德的思想频加引荐、介绍，用以解释中国的发展与世界秩序的关系，为避免落入陷阱而想各种办法、作各种劝导。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副研究员任卫东更加犀利，直指“修昔底德陷阱”是对中国的学术讹诈。自2012年以来，美国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教授艾利森用“修昔底德陷阱”谈论中美关系，起到了以学术的方式对中国进行双重战争讹诈的作用。一方面，它以隐喻的手法先入为主地把可能的武装冲突的责任加在中国头上，你一解释就中招，而且越解释陷得越深。另一方面，它含蓄地告诉你，如果你不能让美国放心，也就是消除美国的“恐惧”，美国就可能用战争解决问题。这反映出美国学术乃至政策思维的严重弱点，动不动就用战争方式对待竞争对手，与其刻意塑造的维护和平的自身形象背道而驰。美国恐怕难以和平衰落，如何防止霸权战争也有研究的必要，学术界应发挥一些作用才是。学术为政治服务，美国恐怕是全世界做得最好的，对“修昔底德陷阱”的鼓吹就是最新的范例。
中国学术、中国思想、中国理论、中国战略，到底立足于何处，其实早已是突出的问题。在人文和社会科学领域，望国外旗头而拜，视外国学者立论为真理，以国外发表为光荣和评价标准，不仅是一种心态，甚至演化为一种评价体系。但凡要说一个人水平高，一定是外国学者称赞和肯定；要说一篇论著有价值，一定是发表在国外权威刊物上。
某种程度上，存在着一种“学术投诚”的现象，既失去了学术为中国人民、中国社会的自觉，也失去了由中国发展而应当带来的自信。学者以跻身外国学者的“朋友圈”为乐事，研究以使用外国话语体系为准绳，而脚下的土地、中国的现实是不重要的，如果要研究，往往也只是“以××为例”来验证某个外国学者的理论而已。
这种新的“言必称希腊”现象，不仅是一种学术姿态，而且已经内化为一种学术文化。不以解决现实问题为宗旨，不以有益于现实为评判标准，而且往往强使现实合乎“希腊”的理论，宁可让现实削足适履，不让研究适应于现实。“修昔度德陷阱”大热不过一个小例子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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