靠大多数，还是靠“乡贤”
阅读提示：任何一种治理，根基在基层。基层掌握在谁手中，治理就在谁手中。
刘洪波
有一段时间，听到很多人说“乡贤”。社会要提倡乡贤文化，基层要交乡贤治理，貌似成了共识。我听了虽然不至于不知所云，但疑惑仍是难免。例如，基层交给乡贤治理，如果这就是基层自治，那么基层党政在什么位置呢？是配合乡贤、接受乡贤的指派，还是辅佐乡贤、当好助手？
我想，中国的基层，治了几千年，自从郡县代替分封，县官之下，恐怕就是“乡贤”在治理，但也未见得治出个好来。当然，你可以说，这是初衷，实际执行中，变成了“乡不贤”“乡恶”乃至“乡霸”在治理。但问题是，如果你很放心地让把基层事务交出去了，怎样保证出来占据基层的会是乡贤而不是“乡霸”呢？
乡贤再贤，只是个人，至少第一身份是个人。个人有自身利益，有家族利益，随着利益纠葛的增加，后面可能还有利益集群的利益。这些利益，与基层群众的利益是否一致，如果一致，那是同路的一致，本质的一致？如果不一致，以谁为准？
其实，当我们说到乡贤，把几千年基层治理的结构概括为“乡贤治理”时，话语体系已经发生了转移，就是将叙事的主题从“人民治理”和少部分人拥有土地等资源的人的治理之间的矛盾，转移为乡贤治理与不贤者治理的矛盾。如果是这样，那么中国革命不会发生，因为大家都去寻找大大小小的贤人就行了，何必更张制度、实现“人民主权”呢？
我当然不能说乡贤不是一种好词，但中国革命的叙事，是超越贤不贤的，它要实现的是一种现代治理转型，那就是实现人民当家作主，是人民而不是几个贤人来社会的主人。乡贤文化，也不是坏东西，但人民叙事的特点，不在于做乡贤，不在于高扬乡贤的精神，不在于像武训那样低眉顺眼，而在于让每个底层人扬眉吐气、精神自主、人格平等、主持公共事务。
在“乡贤”的名头下，很难区分一个个具体的人到底算不算贤人的。历史上，土地集中在大财主手上，大财主也做过一些贤事、善事，但最终结果又如何呢？
在“乡贤”的眼光下，许多历史已重新编写，尤其近代以降的历史，作为革命对象的一些人的历史，已无法得到合理的解释了。黄世仁、南霸天、胡汉三等人，似乎也可以乡贤起来，黄世仁家挂着积善堂的牌子，南霸天养着“维持治安”的家丁，胡汉三则只是有些雇工的农民。如此等等。
在“乡贤治理”的观照下，基层自治就成为乡贤之治，而政权则不必直达基层，基层就交由乡贤去打理。这似乎就回到了“过去县级以下不设官，而由乡绅治理”的路上。但这样治，过去并没有治好，而现在，是否就能改变呢？有人设了计，让真正的乡贤去治，那么真正的乡贤怎样甄别出来，真正的乡贤怎样不变成乡恶，以及政权是否真的打算出让基层治理的权力，政权怎样保证在失去基层治理的情况下不被架空，都是问题吧。
人民主权在基层难道真要靠乡贤治理来实现？乡贤治理有没有可能进化为现代治理？基层的人民自治与乡贤治理是否可以等同？问题其实很重大。乡贤，不是每个人都可以当得上的，他们其实就是“基层精英”。我们说提倡做好人、做善人，主张“好人治事”，至少还是每个人都可能为之，但一到“乡贤”层次，大多数底层人就要靠边站。
现代社会的一个基本原则，是让大多数人来治理社会，而不是由几个贤人来治理社会。任何一种治理，根基在基层。基层掌握在谁手中，治理就在谁手中。基层让给乡贤，政权则另有架构，这只是想象，因为乡贤治了村，还要治镇、治县。中国近代以来的历史，无非是寻求大多数人的权利、大多数人的治理，并通过这种治理实现一种整体上的幸福和自由。就此而言，乡贤治理实际上是一条已被告别的道路，乡贤治理也是多数现代化国家摆脱了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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