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作的五字真言
朋友总喜欢拿我爱上微博开玩笑,说我彻头彻尾是个“控”,实情并没有他们说的严重,偶尔刷屏也是因为我不知道“刷屏”是什么。但不容否认,有时微博的收获,就是出人意表。比如不久前我写到对自己导戏的要求是N个必须:“它必须与现实中的虚伪对抗。它必须在形式上新颖有趣。它必须能给未来留下一些今人的思想感情的参考。它必须与时代对话。它必须是热闹而苍凉、复杂又简朴、讽刺但深情、感性又冷静、粗糙而优雅。它必须是我成长的镜,它必须有我。”旋即换来两条“微批”,一条写:“这就是真、美、新、深、绝。”另一条:“其实所有好的戏都具备这些必须。”
前面的留言,五个字已归结我对创作的追求,俨如秘籍中的口诀,看见它们登时心清眼亮,刚好剧团要印新的名片,遂生起要不要把它们“刻”在上面的念头。后面酷酷的一句,仿若有人早已登上山峰再回首一望,发现尾随那位尚有距离,鼻孔喷出一口气,不言而喻的是:“难道是到现在才知道山不是轻言想爬便爬?”
创作于我,的确需要把自己逼上绝岭的决心。这份决心,主要来自个人性格:从小到大,我似是没有几天不在与“难”这个字打交道。“难”并非难在外界环境给予的障碍与阻挡,而是内在最深处有着拆不去也攀不过的一道墙,把我跟好些生活得信手拈来的人隔开。这道墙,就是另一个“我”,或更正确的形容,是那个不被我接纳和喜欢的自己。
爱自己难,因为做自己不容易。那也不是什么秘密,我在很多场合曾跟大家分享,没有这道“墙”,我的创作也许将失去最大的原动力:即便不能做到跟自己握手言和,至少,戏剧的方式可以反映自我如何产生摩擦冲突。而这,便是为何“我的戏必须有我”的同时,又要“必须能与时代对话”——于自我大多是建立在“价钱”而非“价值”的今日,敢问,相信独特性是存活之必要的人们,还能坚持多久?
要对抗既无奈、却又不能不跟随主流价值的大众,本来就很难。但真要走出属于自己的路,譬如,当这种精神要被注入一部戏剧作品,首先它便必须在形式上新颖有趣。只不过,太有趣也会造成别人眼中的“难”——现代戏剧在中国舞台上一直有这个矛盾:表达形式上的实验通常会被视为艰深难懂,但是,如若没有“犯难”的精神,又怎会因有人敢于开创观照事物的不同角度,而迎来新的视野?既想“新”,又怕“深”,乃是对探索的恐惧所造成。放眼周围,多数人均重视效益多于过程,自然会把心思放在计算而非由衷感受。又当习惯变成观念,一个人便会放弃思想与感情上的随心所欲,甚至,连他人的自由,如想象力,也会对他构成威胁感。
生活如是,看待艺术亦不例外。所以,现代戏剧才会有其存在的意义。是它以崭新的思维与实践,告诉观众一部戏的可观之处,除了演员的表演,故事是否引人入胜,更可以是各式的美,尤其“新”的美,比如,欣赏不受约定俗成所约束的勇气的美,与事物表象较劲时体现的力度的美。力度,又反映意志的美,而意志和勇气的来源,必然与“真”有关。但一谈到“真”又回到“难”这关键词上:戏剧既是艺术的一种,它就避免不了最基本的考验:怎样才能帮助不同时代的人学会面对自己,做自己,爱自己。
话说回来,我的戏剧创作道路,由1991年以“非常林奕华”作为剧团名称开始,已被(香港文化界)批评过于个人主义取向。难免在随后的二十年,一直处于被动和主动的“他者”位置——主动的,是站在外围论述香港社会的价值观;被动的,是一直被香港剧坛拒诸门外,理由是,我的作品若非“不是戏剧”,便是“不够香港”。这种处境,对于一个土生土长于香港的戏剧人,何尝不是某种的“绝”?
没有微博博友的赠言,我还不能瞬间体会“真、美、新、深、绝”在我的创作中为何如此重要。所以,只要我能把想法组织成一句可往微博发放的的句子,我便期待它如回力镖般,一下子便从天南地北五湖四海带来精彩回应。个中感受,也可以是“五字真言”之外的第六种境界: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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