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的“三分天下”

　　飞机穿过云层，上海再次成为一只候鸟的回忆。带着剧目和六十名前后台工作人员由南到北，由北到南，我们要回家了。
　　这一次刚落幕的戏，是《三国》。厚重的古典名著被搬上舞台，即便卡士中没有“明星”，唯累积了数百年来一代一代读者的欲望投射，它才是最不能被“怠慢”的大明星。但作为导演，打从开始我便不愿意让大明星驾轻车，走熟路。一如黄晓明在《中国合伙人》中叫人眼前一亮，正因为他对型男的背叛。不像，有时候也是“不屑”。反骨的个性若在艺术中也不能被褒扬，那么，创作人也不是真的在创作，只不过是日复一日在上班。
　　《三国》要从“上班”转向“旅行”，是从既定印象转化成创作的首要目标。它并非为了服务“谁”的议程而存在——不是歌颂《三国演义》作者罗贯中把故事说得多动听，也不是推崇陈寿《三国志》的历史真确程度——却是，当《三国演义》地图上的景点已被过度“文化产业化”地消费之后，它还有哪些没被发掘但值得探索的新风景？
　　地图要被重新编制，第一个我给自己提的问号是：我读到的人物关系，角色情感，为何与被传诵的背道而驰？譬如“三分天下”，不是魏、蜀、吴，而是“一个人被分成三个我故不得完整，不得安宁”。曹操是“本我”的象征，他的随心所欲，就像尚未成年的小孩。孙权是“自我”的象征，家族显赫，使少年却未得志的他特别渴望以自己的方式被认同。刘备是“超我”的象征，肩负光复汉室（其实就是家族）的使命，他不似曹操、孙权以个人权力作策动力，“为他人谋幸福”才是他认为他要与其他两位一争长短的理由。结果是，多少干戈也没造就任何一人完成霸业。最终统一天下者，是一名“没有我”的隐者——司马懿。说他“没有我”，是此角色的意义在于烘托别人多于燃亮自己。然而，“没有我”的他在今时今日倒比大剌剌地以“我”为本的三国群雄在受欢迎的程度上有后来居上之势——当《三国演义》作为权谋攻略在当代人心目中发酵至七七八八，司马懿的隐忍与潜伏忽又赋予这个人被重新认同的乐趣。
　　而司马懿在“没有我”的心理设置下，其实有着一个“他我”：诸葛亮。而诸葛亮由“无我”所反映出来的“他我”，是周瑜。或反过来说，要求“唯我独尊”的周瑜，内心不能平静，是因为孔明一直以“大我”的存在感威胁着他。
　　至于张飞、关羽，他们对孔明的嫌隙，何尝不是内心的“小我”诸多作祟之故？怎样的“我”既决定一个人的性格，更铸就其命运：上述《三国演义》人物的下场，都是宿命式的——诸葛亮死于“鞠躬尽瘁”，周瑜死于“唯我独尊”，关羽张飞死于“一种出于对自己不受应得重视的怨恨而产生的‘自毁’”。唯有司马懿“不死”，皆因他的“没有我”有如免疫于致命病毒的天然抗体，当对手与敌人在把“自我”精神燃烧殆尽之后，天上风云，脚下大地，他便唾手可得。
　　“我”的多层隐喻，并没明白地写在原著里，它是作为戏剧导演又是现代人的我，在现代生活语境中提炼的所谓解读，亦可称为命题(issue)。可是“命题”不同于“题旨”(theme)，它无须像一篇课文般以罗列例证说明立论有多正确。因为它的意义，不在拨乱反正——不，从“我”切入创作主题，绝非解读《三国演义》的唯一角度，但它自有其值得被讨论的时效性——由正史到小说，由历史人物到小说作者，绝对不会想到演绎可以延续到700年后，甚至更远的未来。关键在于它揭示了中国人的“三分天下”仍未统一：若说本我、自我、超我，应是一个人走向成熟的必经进程，当下华人的“成长”痛苦，未必不是来自愈来愈多人被其中一个“我”所主导。
　　全女班阵容亦与此息息相关——女性的成长已不保证她们必然以大局为重（刘备），今时不同往日，自我认同带来的压力（孙权）在女性身上只有更重不会更轻：要活得忠于自己（曹操）同时符合传统对女性的要求，现代女性的幸福，已不能止于像剧中关小羽所期许的“每个人都想要一个家，特别是女生”般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