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的欲望值
阅读提示：知道不代表懂得如何反客为主，能把消费者的欲望摆弄得妥妥帖帖。
林奕华
为什么一部电影会有十几亿到二十几亿的票房？答案似乎从来只有一个，因为它的欲望值分数很高。什么是一部电影的欲望值呢？
从历史上打破卖座纪录的电影来看，那就是反映时代，反映社会，反映人性，反映人心。只要对比1960年代李翰祥导演的《梁山伯与祝英台》在香港和台北的反响，便不难发现“一样风光两般情”。
出品《梁山伯与祝英台》（1963）的是扎根香港的邵氏兄弟公司，在它之前，黄梅调电影在以粤语片为第一语言的香港并未大鸣大放，就算电影放映之后，它的影响，也是来自另一块土地，另一种文化：台湾。《梁山伯与祝英台》登陆宝岛如特袭的旋风，把台北陷入“狂人城”状态。连续上映三月不辍、观众有看过百次以上，尤其当梁山伯饰演者凌波赴台宣传造成的“墟冚”（广东俚语，意即“城镇沦陷”），“创下中西电影票房纪录，在台北售票数占人的九成”。在香港反应平平的同一部电影，隔了片海，却缔造了历史，创造了神话。
更有意思的，是李翰祥开拍《梁山伯与祝英台》的灵感，本来自1953年桑弧、黄沙执导的越剧电影《梁山伯与祝英台》。原先的戏曲艺术电影，经好莱坞式片厂制作包装──原产地香港的强项──转销台湾，绍兴戏不但变了黄梅调，糅合西方乐器和现代编曲，最重要是朗朗上口的唱腔，于是一颗新星诞生。因为它能令一定数量的“广大群众”愿意把自己的情意（结）投映到它的身上去。
既然是情意（结），当然有它的复杂性。既包含对未来之美好的憧憬，也有对过去之磨难的申诉，但最重要的，应该还是对当下之迷惘、失意、委屈的舒解，致使银幕上无论是谁在演出，那都是“我”的故事。作为观众，美其名是旁观者，然而若是隔着太多的障碍，使自己再看不见与找不到“我”了，电影便会落入“看不懂”“不知道想表达什么”的评价里。相反的，看见想看见的自己，听到想听到的心声，那才叫做有共鸣。
而这样的心理对于从事电影工业的生产者来说，理应是万无一失的制作方针。劳民伤财拍一部电影，若不能迎合大众需求，不怕血本无归？任何艺术只要是必须靠市场销售才能生存，便要接受商业法则的考验。没有电影人不知道观众的心理决定一部电影在他们心目中的价值——一刷、二刷，抑或送票也不要入场——问题是，知道不代表懂得如何反客为主，能把自己拍的电影变成驯兽师，把消费者的欲望摆弄得妥妥帖帖。
所以，有些电影叫好不叫座，另一些，是只求叫座不屑叫好──什么是好？如果观众已用真金白银投了票，那还要以什么来证明一部人人争睹的电影不够好？这道理在很久以前已经有小说作家用来给自己的作品“欠缺深度”辩护，大意是，有深度但读者不买单，写了出来也没有人买，那深意不就是零？要怪就怪“欠缺深度”的作品永远畅销。承担责任者，又为什么不是买书的人，而是作者？简而言之，都是社会的错。而这个“错”，又成就了适逢其会的一些“对”。
最近看了一部电影，主题是男人长不大、女人老得快。片中各种状况的男女遍地皆是，经过无数折腾，结局是女人找个暖男安定下来生小孩，男人找个崇拜自己的90后继续当“成功人士”。尽管内心孤独，但要两人放下面子主动去跟对方破冰，一个情愿对空气说一万次我爱你，另一个情愿吃过敏食物吃到进医院，然后分头各自嫁娶。
大众明显对他们的心理很认同，不过据闻贡献巨大票房的百分之八十，来自二、三线城市。这正好解释了欲望值在片中扮演的角色为何重要：男女主一走入社会便飞黄腾达，喝红酒、开跑车、住大公寓。一个人飞世外桃源散心，上班服天天新款。如果没有这些 lifestyle 的包装，换上粗茶淡饭，同一个与前任藕断丝连的故事，会不会少了很多带入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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