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说我们内心没有一个黛安娜？

　　看电影时候的我们能否投入片中世界的关键，从来不是眼睛看见之人与物，而是心里反映的事与情。心愈满，体会愈丰富。看的人愈主动，电影愈无须“画公仔画出肠”。

　　导演对电影的尊重，来自他对自己和观者的信任，每个人都有经历，这些经历将会由过去来到面前，由他人看见自己。现实中人的思想与感受空间都异常局促。好的电影就是在脑和心里开窗，开门，开洞。

　　《斯宾塞》（Spencer）还未开演，一行字幕开宗明义： A Fable From A True Tragedy 。意思是，悲剧不可挽回，但随时光飞逝，它已经成了寓言。

　　银幕上第一个画面便是大片树林和绿地，接而是开着开篷汽车的黛安娜如一头小鹿或者羚羊在迷路：“我在那里？”闯入寻常百姓丛中，问与被问者皆一脸茫然。现实中不曾发生的故事，被再创造成不可能的现实。当一桩接一桩虚构历史对比众所周知的“真人真事”。黛安娜如是从过去式转化成未来式，她也由一种宿命进化成希望的寄托。而那便是寓言故事的灵光，我们在聆听中照见小鹿或羚羊的自己，它们的遭遇，即我们的比喻。

　　我们虽然不是皇妃，但在任何人都不能幸免于介乎渴慕和受害于私生活被公诸同好的今时今日，人人都想借不自由来证明自己的存在，人人都以自我诅咒（上瘾）来证明自我的价值，谁说我们内心没有一个黛安娜？

　　从二十岁成为王室一员开始，她便要活出“国民媳妇”的期望。但“（不）成熟”在她空降的家庭里不只是她一个人要正视的问题。至少，她的另一半便是因为满身童年创伤，没法成为舒服地与自己相处的人。

　　但夫妇的冲突，与发展至后来的决裂，是对待自我的各走极端所造成。当中包含“两性有别”“主从有别”的外部规范，但更重要是他们的内在潜力：“他”是愈受压愈把自己收起来，“她”则相反，“她”会让全世界的眼睛聚焦在自己一步一步走向危险甚至生死边缘，地雷阵，艾滋病人的身边，和“敌人”的怀抱中。直至成为一个“殉道者”，为了不被令她失去自由的“期望”所绑架。

　　而悖论式的因果又成就了她那“殉道者”的悲剧角色：借助“囚禁”（人民的目光）来逃离“囚禁”（王室的目光）。

　　她的悲剧，是被孤独所诅咒。那几乎是每一个生命在成长阶段必经的“地狱”。我是谁？我为什么存在？我为什么有价值？什么是自我价值？什么是自我？这些问题通常通过被接受与被拒绝的情感经验生起，任何人都会遇上之外，每个人都会以自己的选择面对。黛安娜只是其中一个。

　　但她所以会成为今日的人的灵感，是她从一九八〇嫁入王室，一九九七死于意外，二〇二二是死后的第二十五年，人与人，人与自己的疏离、隔膜、冷漠，已经把世界变成一种“王室”，把每一个人变成“黛安娜”。当年外界加诸她身上的“（必须）完美”，今日已经是每个同样渴望被爱的人给予自己的“牢笼”。虽然只是外表上的“期望”，却由于一面倒地追求乎合他人的标准，现在的人比黛安娜受到的压力只有更多没有更少：“她”的两个假想敌，一是与她“比较”的丈夫的情妇，二是令她觉得自己没有尊严的丈夫的母亲。她的对象还是有针对性的，故此，是反抗的行为令她的个性被看见。然而，今天的黛安娜们却是更多把缺爱的创伤，用来建构合乎他人心目中的自己，以求兑换更多自我价值的认同。（撰稿 林奕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