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德昌的“重构”

　　一位已逝的电影作者的展览，明看是展示这个人“成为自己”的“证物”，骨子里，却有盘根错节的故事有待重述。

　　“一一重构：杨德昌”是嵌入了几重意义的题目。《一一》是杨德昌生前收获最高认同的电影，又是遗作，两个一字的文化意蕴，如顺手拈来又是柳暗花明。切合了被引述的杨对怎样说好一个家庭故事的追求：它简单得无可再简单了，但它又是复杂中的复杂，恰如比“一”只多出了一个笔画的另一个字：人。

　　“一一”指涉的，还有跟展览有关的另一重意思：要自上万件杨的遗物中整理出一位电影作者的精神面貌，便得决定哪些比哪些重要，或哪些比哪些适合。“重构”如是提供了取舍的标准，只是“重构”什么又让过程变得复杂。

　　正如前述，客观来看，自是合乎最多数的利益的议程最宜优先，但当被重构，“重述”的这一位是如此独特、唯一，并因此沾上争议色彩，其主观一面所造成的，对于创作动能、个人际遇，以至社会关系，极可能并不是客观叙述就能把故事的千丝万缕理出头绪。

　　杨德昌的映像书写常以Reflection 为“物象”，于我，可以是自我观照过程中的主客易位：反射物是外在的，但因反射而被看见的，往往是镜子照不见的内在。

　　不少人以手术刀形容杨德昌电影的冷冽、锋利。刀在杨的电影中大多不会缺席。它与它的使用者，均象征以小博大。第一次那样的寓意，出现在《青梅竹马》，当年的少棒英雄阿隆（侯孝贤），正是死于名字也没有的青年刀下，新旧交替的无情，由都市的建筑到人心没有两样。之后类似的大人死于年青人的刀下，还有《一一》中的胖子杀了为人师表的程礼华。更脍炙人口，自是《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中小四戮进小明身体里的那一刀。除了刀，还有枪。《恐怖分子》《麻将》里，都有枪声响处血溅当场。

　　在杨七又四分之一的银幕作品中，烙有危险标记的占了五部。只是，刀/枪作为武器，与手术刀作为救人工具的差别，在于前者服务个人（利己），后者服务大众（利他）。杨的电影风格，既有手术刀的象征性，说明其令人不安的手法，也旨在带出忠奸对错二元对立的辩证，而不是借渲染暴力，推崇英雄崇拜。

　　有趣的是，制造英雄崇拜才是商业世界的金科玉律。电影固然没有例外。杨德昌从不逃避面对男性的无力感如何通过暴力来发泄，所以，刀和手术刀的一体两面，便是呈现即批判。这便回到尖锐性作为杨德昌的特质，与他在华语商业电影市场的处境之吊诡所在：会不会他的才华愈被看见，他的电影便愈不容易被看见？“一一重构”背后若有什么值得“重构”，我会说是杨德昌有生之年作为华语电影作者，为什么总是在思想上与华语社会“格格不入”。

　　因为他（一）相信讲真话比讲别人想听的话更重要；（二）创作不只要做自己没做过，而是别人也没做过的；（三）要独立就要能承受孤独；（四）纯真是最长久的陪伴；（五）自我启发对比建制教育才是真的学习；（六）无须属于这也不用属于那；（七）兴趣赋予一个人的精神力量并有助拥有灵魂。

　　所以对我来说，他的手稿（心声）比影像（电影）是这次展览中更为珍贵及值得考究的素材。只是要把文字（日记、书信、札记、文章）“一一重构”后转化成为映像做成展览，工程和心思便更见庞大。当然，这次在展览最后一个空间已见这方面的尝试。撰稿 林奕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