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学”难求

　　有没有一个别人的名字，常常与你的名字放在一起，被视为形影不离的？你有期待人生中会收到这样的礼物吗？一个上课会相见，下课会想起，于是很开心第二天又可以见到的——同学？

　　由上述联想而起，便是为什么要在大学里说“梁祝”。那天中午，我走在港大的校园里，正值午餐时候，放眼之处，都是人头簇拥。我想起疫情期间在这里拍摄的“一人有一个课室”系列，因而想到其中一位同学所分享的体验：上了大学三年，没曾遇上深交的同学。一个人去，一个人回，日复一日，有时候连出门的动力都缺乏。这样的心情，用今日的词汇，除了宅，不知道算不算也是一种I人？

　　虽然事隔好多好多年，但那位同学的状况我也曾经历过。那时我还在念初中，被送到外地住读学习独立生活，但当一个学期结束，我已回到了香港。家人给我找了一家可以插班的学校，第一天上完课后，我的感觉就是，第二天还要来吗？那个当插班生要面对的恐惧，用今日的词汇，不知道算不算就是“社恐”？第二天，我背上书包，上了巴士，但在学校附近找了家茶餐厅，买了几份报纸，边吃早餐边在上面看见附近一家戏院的早场片目。然后去看了一场十点半，接着是十二点半，才像放学那样，背着书包回了家。并在当晚跟自己说，明天，明天我会恢复正常的学生生活。但是，明天成了逃避明天的借口，“上课”就这样“日复一日，一个人去，一个人回”，直至整个学期过去，我都没有回过那家学校。

　　所以，当我听到也是出了门却没有动力进入教室的那位同学的心境，不期然地，会产生浮想，如果当年的我在上学的路上遇上在上学路上的他，我们又能结得上伴，我们会因此而不被“社恐”影响，找回上学的动力吗？

　　从小我便没什么同学缘。我的兴趣，不是他们的兴趣，我想讨论的事情，与他们有距离。因为，很早开始，我已从电视获得大量未经消化的信息，话题如果是交流的起点，他们更多是校园内，我却是校园外。这种差异在后来被媒体文化的壮大所消弭，然而在我还是初中学生的年代，我的“同学”因而也难以在校园与教室中找到。当新学期开始，终于由街头学校（电影院）回归正式校园的我，还是很快便又投入了另一所学校： 先是出版青年人刊物的媒体，然后就是电视台。在这两个地方，我的“同学”全比我年长八到十岁，例如甘国亮，例如郑丹瑞。为什么经验与资历都比我丰富的他们不是“老师”是“同学”？我觉得那跟大家正在为一个新兴媒体努力有关，也就相濡以沫。

　　但再活跃于电视台，现实中我仍是学生。“同学”对我来说，到底仍像梦寐以求的人生礼物，只是求之不得。就在那个时候，偶然捡到邵氏电影《梁山伯与祝英台》的电影原声卡带，一听之下，它把我十四年人生最重要的两种情怀串联起来：一是在外地住读时，初三班的我被放在高三生的宿舍里遇过的“同学”，二是同学又叫“同窗”，这扇通往我所向往的天地的“窗”，在哪里？就是这样，我开始了往后几十年的这段“梁祝之旅”，以致由一个听故事的人，变成说故事的人，故事名叫《梁祝的继承者们》。

　　继而想到，随着人际关系疏离，个人内心脆弱，一切讲求成本效益，害怕被拒绝和失败而缺乏沟通欲望。加上AI 的普及化，在这样的时代里，同学已在“被消失”之中。AI与人作为同学的差异在于，后者的交流（可以）建立在不同的性格、背景、经历之上，在彼此相处的过程中，有助互相学习，而不只是一个“功课/社交工具人”。撰稿 林奕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