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们谈论上海的时候
阅读提示：上海受制于现代精神中的“专业”，最终把这种专业转化成了一种道德。
毛 尖
1988年，我到上海读大学，周末上海同学回家，我们外地来的就到后门找乐子，遇到小摊小贩，问个价钱，我的室友总是让我出马，因为我是宁波人，装神弄鬼说两三个字的上海话，混得过去。
为什么要说上海话呢？因为大家觉得上海人看不起外地人，如果是自己人，小摊贩开出的价钱就实在。价钱有没有两样，我不太记得了，不过，上海人看不起外地人是有一点的，比如上海人说起我的老家宁波，永远说“乡下”。在八九十年代崇洋的风气里，被叫成一个“乡下人”，心里会有点悲愤。
跟小摊小贩交道打多了以后，我也慢慢开始说上海话，后来更是在上海安顿下来，在上海结婚生子。呼啦半辈子，回头算算，发现自己在上海呆的时间，是最长的，而二十多年过去，我自己看上海的视角，也慢慢从一个外人变成了一个内人。视角这么一转换，我发现，关于上海和上海人的很多中性偏负面说法，倒是被“上海摩登”局限的。
“摩登”和“上海”仿佛是天然地被组合在一起，在一个世纪的上海影像中，这对组合也特别具有说服力，反正，冲出战壕前，还有心思整一下头发的，肯定是上海兵。不过，和成千上万个上海人打过交道后，我的感觉是，上海人务实，也浪漫；上海人精明，也朴实；上海人世故，也忠厚。和上海摩登同枝并存的，其实一直有另外一个传统。这个传统，曾经被视为一个谜，但是，在上海住久了，你会发现，这也不过是这个城市的一体两面。
五六十年代的上海电影里，特别能体现这个质朴的传统。《万紫千红总是春》（1959）、《今天我休息》（1959）、《大李小李和老李》（1962）、《女理发师》（1962），这批电影中，都有很美好的上海，尤其是上海女性形象。这些电影中的女主角，全是一线女明星，搁今天，都是比章子怡更火的人物，而她们扮演的，都是格外具有奉献精神格外热爱劳动而同时，又格外具有专业特长的女性。在她们身上，劳动和美丽天衣无缝相接，没有任何违和感，前者在后者身上植入了朝气蓬勃，后者向前者传递全新的最好意义的现代主义审美。这个摩登的上海不是被声光化电缔造的，相反，她全部的摩登都是在太阳下得到赞美和强化的。
因此，如果不是被花花绿绿的摩登叙事蒙了心，摩登上海完全可以是另一种样态。甚至，即便是在“魔都”的框架里，即便都往坏里说，上海摩登的内核中也还是有非常朴实的东西。比如说吧，去买菜，菜场一枝花嫌你土，爱理不理的，你粗手粗脚还碰坏了她的小黄瓜，伊不开心，把茄子青菜和西红柿卖给你的时候，就多算了你两块钱，不过，在你转身走开的时候，她又突然叫住你，态度不那么好地丢给你两头蒜，“诺，炒茄子要蒜的。”再比如，坐出租车，司机看你外地来的，直线改走曲线，多绕了你十块钱，不过，这十块钱，他也会暗暗补给你，他很卖力给你导游，“左手边楼盘看到？一平方十五万。看右手边，毛主席住过额，里头还有秘密通道秘密铁轨。”然后他会详细地跟你讲讲从文革到现在，上海历经的变化，然后他总结一句“上海什么都贵啊”，最后熨平他自己多收的三五斗。这跟上海饭店老板娘一样，她知道自己的腌笃鲜卖贵了，她会风情万种地出来，倒上一轮酒，然后殷勤地关照服务员，用大家都能听到的低音调，“送一盘水果拨伊拉”。这是上海摩登，她小小的坏被她刹那的慈悲平衡着，她小小的贪婪被她经久的历史牵制着。所以，外地人嘲笑上海人坏也坏不到哪里去，不是真的因为上海人胆子小，是因为上海有这半狡黠半老实的传统。
也是这个原因吧，熙熙攘攘轮番登场的世界，上海可能还是坏得最慢的地方。不是因为此地民风淳朴，民风淳朴的地方常常崩盘最快，上海受制于现代精神中的“专业”，最终把这种专业转化成了一种道德。这种狡黠这种道德，是上海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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